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空间、生态环境等高度集约化发展,人口、环境与资源等已成为制约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乡土生态空间既是都市圈生态优化、文化传承的战略空间,又是都市圈城乡统筹的战略空间,在都市圈可持续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乡土生态空间以生态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研究乡土生态空间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可为都市圈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以长江中游都市圈的一个县域乡土生态空间——婺源县为研究对象,收集多期、长时段婺源县的遥感影像数据,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结合田野调研的数据,基于ENVI和Arc GIS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借助景观生态学方法,分析乡土生态空间的空间格局及其功能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从资本介入、社会介入、文化介入和空间介入四个方面分析旅游介入对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的影响,并分析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生产的空间效益、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时序变化特征。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乡土生态空间的概念进行剖析,以空间功能为依据对乡土生态空间进行分类,分析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三生”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功能转变的时空变化,认为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破碎化越来越严重,景观形状趋于简单化,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加强、干扰强度加大,婺源县“三生”空间的香农多样性指数由2002年的0.5748增加至2016年的0.6919,空间异质性增强,主要景观优势度减弱。其中,生活空间面积以每年5.3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空间聚集度由68.1%增加到78.3%,呈集聚式、块状发展,生活空间发展以减少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为代价。旅游业是婺源县主要产业,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的生产主要受旅游业发展驱动。田野调研显示旅游介入对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的影响为旅游资本的介入给乡土生态空间行动主体居民和商业者带来了诸多影响。资本空间化过程和空间资本化过程中为居民或商业者带来了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使居民身份发生了变化,其中有37.6%的被调查者从事旅游业,农民身份或转换为企业管理者、亦或为个体经营者,改变了乡土生态空间主体的社会关系,伴生着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的疏远等社会问题。调研结果显示,有42.7%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关系大不如前了。同时,旅游开发带来了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体（游客）进入到乡土生态空间,也促生了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对抗与碰撞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与隔离的选择。另外,旅游开发对乡土生态空间的占用,乡土空间功能转变等是旅游开发空间介入的影响。婺源县旅游经济发展促进了乡土生态空间的生产,其综合绩效水平处于稳步推进的态势,空间效益、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在研究时段内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空间效益占据优势,而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则在不同时期内各有高低,呈现出时序分异特征。从乡土生态空间绩效的绩效值上看,空间效益的绩效水平为0.1825,高于空间效率（0.1440）和空间公平（0.1165）子系统的绩效水平,因此要重点关注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强调经济和谐发展和社会民生保障。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绩效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差,磨合阶段较长,近年来呈现出波浪式上升的态势。引起波浪式上升的原因较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从环境与空间行动主体政府、企业、游客、居民的角度,分析婺源县乡土生态空间旅游驱动机制。分析认为环境本底对旅游驱动新增动力较弱;政府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景区联动发展等方面驱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企业层面主要以全县金融机构贷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带动婺源旅游经济的发展;游客是旅游经济发展主驱动因素,游客的消费支出是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量、人均房屋面积增加量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婺源县要以环境资源优势驱动旅游转型升级,借助国家全域旅游试验区的契机,推动休闲度假游的发展,促进婺源旅游业的多元化、品质化发展;加强高品质旅游产品规划,实行旅游宣传的网络化和信息化,提升旅游交通及公共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拓展与省内外其他景区联动,改善婺源县旅游外围环境,带动增加婺源旅游人次。同时,应进一步促进多元化推动旅游消费升级,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最后,需要进一步增加居民参与旅游的途径与方法,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在金融贷款、财税政策、相关审批、入业准入、相关技能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应给予以当地居民扶持和便利,改善当地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多方扶持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