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为市场化并购奠定了基础,积压已久的并购重组动力日益显现。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并购能否创造价值?并购市场绩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隐藏在并购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后股权分置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借鉴国外成熟而广泛运用的长期绩效评价方法----累积超额收益(BHAR),探讨了并购交易特征、股权结构对收购公司长期市场绩效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与并购相关的研究和理论,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同时期的制度特征,特别是股权分置时期和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对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做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然后,本文从2006-2007年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中,以完整性、普遍性为原则挑选了946个样本。首先,利用CSMAR和Wind资讯计算出这些样本在并购后1-36个月的BHAR;再从并购交易特征和收购方股权结构两个大的方面对样本进行分类,其中,并购交易特征包括：股权性质、同属管辖、关联属性、并购类型、融资模式和支付方式,股权属性包括：最终控制人背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按照这些分类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每一组进行比较,检验其并购绩效的差异；再分别以并购交易特征和股权属性为解释变量与BHAR做多元回归。通过这些实证研究,检验了之前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得出结论是,文中所选取样本的并购长期绩效为负,收购方股东财富遭受了损失,这一结果与股权分置改革前差异不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股权分置改革的积极效应,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是由于样本区间处于牛市和熊市交替的阶段,在并购过程中由于资产价格高估而发生严重的过度支付,从而使得价值受损；并购交易特征对并购长期绩效无显著的直接影响,而股权结构对并购长期绩效解释力较强,其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长期绩效正相关,体现了股改正面的制度效应,最终控制人背景为非国有的收购方能获得更好的长期绩效,这与股改对上市公司的激励程度有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并购长期绩效负相关,这不符合股改在理论上的对并购的促进作用,有可能是样本区间的股市和经济环境导致了这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