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工业污染问题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政府为应对这一突出环境问题,逐步加强环境规制,环境成本已然成为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并深刻着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地理分布格局。然而,污染密集型企业作为制造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在所难免。同时,污染密集型企业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也有保护地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动机,于环境规制而言是一种反作用力,会干扰环境规制的实施与执行,这两种重要的制度因素共同影响着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以及时空分布格局。因此本文以“传统区位因素、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新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在传统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这两种重要的制度因素引入到新建污染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仅可以为政府科学合理的引导污染企业优化布局提供借鉴,而且对协调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多围绕环境影响下的产业布局与产业转移的研究展开,在微观企业个体尺度上的探讨较少,尽管产业尺度上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环境因素对于产业布局的影响,但是这类研究的结果也会掩盖企业个体尺度上的非典型特征,如企业的异质性、企业属性与区域属性的交互等。在我国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中部已经成为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对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甚至区位决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结合现有研究与相关理论,以2005-2013年中部六省新建污染密集型企业为样本,将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的影响因素分为区域层面与企业层面,区域属性选择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水平、技术水平、资本、交通及工业集聚8个影响因素,企业属性考虑了企业污染密集指数、企业利税、从业人数、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以及企业主营业务成本7个影响因素,包含以下研究内容:基于核密度方法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时空格局分析,基于截面数据模型的省级层面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市级层面污染密集型企业成本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污染密集型企业布局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并偏离帕累托最优分布。时间趋势上,污染密集型企业总体数量稳步提升,新建污染密集型企业占所有新建企业比重平缓,但新建污染密集型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重呈波动性上升态势,2005年-2013年间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与结构转型的过程,呈现“缓慢-快速-缓慢”的变化趋势。空间分布上,中部作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聚集地,新建污染密集型企业总体边缘少、中间多,呈多中心分布,并存在进一步分散化的趋势。在与总体污染污染密集型企业分布格局比较后,本文发现新建污染密集型企业布局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且偏离帕累托最优分布。（2）传统区位因素对企业选址仍发挥重要作用。劳动力水平、技术条件、资本状况、交通条件以及工业集聚情况等区域要素禀赋均显著影响企业成本,企业成本作为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在省级与市级层面,企业的各项成本影响的程度以及趋势的变化有所不同。由于劳动力工资水平存在省域间差异较大,省内各地市差异较小的特点,省级层面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大于市级层面。在技术水平方面,省市对提升技术水平的关注度不够,污染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对企业选址影响较小。经济危机后,资本环境状况恶化,企业的投资风险加大,对企业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交通作为传统的区位因素之一,其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争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在市级层面呈下降趋势。工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已经凸显,通过增加企业成本,抑制工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3）中部六省并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不管是中部六省的省级层面还是市级层面,环境规制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都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成本产生较大的影响,且经济危机后其影响程度均呈上升趋势,这与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现有的环境政策增加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已经成为传统区位要素成本外影响企业布局的重要因素。省域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地市的环境规制执行力度较强的地区,通过加大污染程度较高企业的成本,对其布局造成较强的限制,因此本文认为中部六省并未形成污染避难所效应。（4）地方保护在省级与市级层面的影响不同。中部六省在省级层面的回归结果显示地方保护程度与企业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市级层面,地方保护则显著的降低了企业成本。这与市级地方政府在实际地方事务中有较大的决定权有关,就短期来说,地方保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本地企业,吸引新建企业的投资,还会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增加地方就业岗位,但就长期而言,不利于市场自由竞争与经济发展。总的来说,省级和市级制度因素对于企业成本乃至企业选址的影响作用力不同,通过不同层次视角研究不同因素对企业成本的作用具有实际价值。综上所述,本文在系统的研究了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布局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后,提出了以下四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引导污染密集型企业合理布局,走向“帕累托最优”。二是改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三是激励企业发挥“波特效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四是深化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良好的地方税收体系,为政企良性互动增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