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在经过西汉初的初步形成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中期的稳步发展之后,在东汉后期达到了高潮。蜀汉政权一向以汉朝正统自居,各项社会制度也基本上属于东汉后期的延续,但刘备及其继承者总体上对巴蜀豪族秉持的是名为尊重,实为压制的态度。与曹魏之下的关东豪族和东吴之下的江淮豪族相比,自东汉末年至蜀汉政权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颓势。大致来说,秦末汉初至元帝以前为巴蜀豪族的初步形成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身份特点较为单一,还没有形成后期那种集官僚、士人、地主、工商豪富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典型豪族形态,但已经出现了向此形态发展的趋势。元帝至东汉安帝之前为稳步发展时期,豪族出现的数量增多,速度加快且较为稳步,所出现豪族于时间上的分布也体现出较为均匀的特点。东汉后期为发展高潮时期,此一时期出现的豪族在数量上是前一时期的1.5倍,仕宦地位也远远超越前一时期,位至公卿重臣者屡见不鲜,巴蜀豪族士人开始有意识的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央事务,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蜀汉时为巴蜀豪族发展的延续及转折时期。一方面,蜀汉政权统治者积极拉拢吸收巴蜀豪族士人,允许其参与政权管理,这大大促进了巴蜀豪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严法对其严格管控,这种情况在刘备时期尤为明显。此外,蜀汉统治者不允许巴蜀豪族势力渗入权力核心,严禁其参与中央决策,可视为对其持压制与防范心理。这也使得巴蜀豪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较低的地位,无法向更高社会阶层发展,更不能如中原豪族那样朝着士族化的方向逐渐演变。遂彻底失去了与中原豪族相竞争的资本。豪族在官僚化、儒学化和士族化三方面的发展是相互促进,互相融合的,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在豪族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的特点。在初步形成时期,巴蜀豪族儒学化主要由官方所主导的官学教育和一定规模的私学教育,由官僚带动儒学发展。此阶段巴蜀古文化以及荆楚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过程中催生出了一批擅长文学的士人,如司马相如、王褒以及不久之后的扬雄等人。在元帝以后的稳步发展阶段,巴蜀豪族官僚化与儒学化之间的互相促进与融合更加明显。与中原豪族交往的逐渐增多,其儒学化发展也日渐成熟,出现了一部分精通儒学的士人,私学、家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他们中的多数并不太热心官场,稍不如意,便醉心于学术或授学,此为这一时期巴蜀豪族儒学化较为明显的特点。东汉中期以后,这一阶段的巴蜀豪族儒学化中,家学传承特点更为突出,部分豪族呈现出数代传经的特征。多数豪族士人一改前一阶段清高心态,而更热衷于将自己所理解的儒家治国理念付诸于实际,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学士人大多官位较为显赫,政治地位较高,呈现出官僚化、经学化与士族化融为一体的鲜明特征。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正是古巴蜀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由最初的摩擦、碰撞,到交流、融合,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