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上承汉代思妇诗,下启南北朝宫体诗,具有重要的过渡作用,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这一时期的诗赋成果体现了魏晋文士逞才竞艺、有意为诗的创作风潮,魏晋文士在创作诗赋过程中融入更多的主观理想,使之具有更为强烈的个性特征。透过这一时期的诗赋可见出魏晋文士的精神风貌及其折射出来的文化内涵。文士作为魏晋时期较为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精神风貌对当时的文化及其审美取向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力。因之,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的研究当属于文化研究。随着汉代思妇诗定型,思妇诗写作在魏晋时期有本可摩；神女赋创作继宋玉之后在建安时期大盛。魏晋作为一个自觉的时期,不只是文学的,也是美学的和人的精神的自觉。这种自觉对魏晋诗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因之增强了女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及其在魏晋诗赋中的重要地位。“女性”在本论文中主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社会属性而存在。她是一个社会性别,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二是作为文士心中的审美理想而存在。她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象征群,一个客观存在的物,具有符号学意义。本文注重结合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审美思潮以及创作者的个人审美理念、心理诉求等因素,运用西方原型批评和符号学原理,分析魏晋文士在诗赋中以女性形象自比并以之传达审美理想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探讨女性形象所体现的原型母题。本文将女性形象划分为三大类并以此作为文章的三部分,层递地探究其蕴含的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及魏晋时期的审美文化内涵。在具体内容上,本文具有新意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一、分析了建安以降思妇呈现“千人一面”风貌的原因。二、运用波伏娃“他者”理论和符号学原理分析魏晋文士倾向于以少妇作为情感表达出口之缘由。三、运用孙康宜“性别研究”理论及对“道德权力”的解析客观地看待节妇的守节、贤妃对男性价值观的积极认同以及义女抗争行为的双重特征。四、通过原母神崇拜对后人的影响揭示魏晋文士对邂逅神女、佳人的渴望实际指向了文士的精神依归。五、通过地母功能的分化看待魏晋文士在西王母形象身上蕴含的双重矛盾心理,即渴求建功立业与向死而生的尘世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