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而存在的儒学思想，其依附形态是通过其所处的空间、时间、人物而显现出多样性。本文旨在探讨中唐时期出现的“新”的儒学动向是如何在制度规章、礼仪展现、人物的著述文本中产生互动的。作为制度权力规训中的儒学知识，在科举这一治理技术的应用中不断确定知识的范围，儒学知识的轮廓也随着中唐时期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加强而逐渐形成。特殊的政治性也影响了作为依附形态的儒学的走向。中唐时期所出现的礼仪的争论，揭示出不同的文人所持有的儒学立场，并通过立场的对立而分别出儒学所在政治中的形态。同样，作为知识最重要的显现途径--文本著述--显现了儒学思潮中主要人物对儒学中形而上构建中几个关键概念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梳理中划定了儒学正宗的系谱脉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唐儒学诸形态的讨论，揭示出中唐儒学的特殊性，即其是在一个共时的特殊环境下而激显出来的姿态，其与中唐的政治性紧密相关。只是在宋代新儒学对系谱的重新制作中将中唐儒学划归到宋代理学前驱的部分中去。将其视为是儒学内向化的开端。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叙述唐代科举制度框架内的儒学构建，并试图通过福柯的治理技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唐宋变革的相关论点来解释制度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则关注中唐禘袷争议中保守派与激进派对礼仪的认识，并通过对儒学经典的回归来争论儒学的走向。第三章则关注于中儒学家们在文本中如何认识儒学，如何应对儒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如何规范儒学的权威系谱。此三章互为表里，显现出儒学知识在各个向度的流动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