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仲裁前置、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解决模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分析,我国目前存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劳动争议原因呈现多元化趋势,劳动仲裁消化劳动争议效果不佳,起诉率高,劳动者胜诉率远高于用人单位胜诉率,劳动者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现象。20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争议案件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种种情况对我国的劳动仲裁机构与法院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劳动仲裁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劳动争议,但其行政色彩浓厚,就权威性来说不能与法院相提并论。在劳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上,两者仅仅是机构之间的简单叠加,没有做好资源与功能的良好整合与沟通,经过劳动仲裁的案件在诉讼阶段由法官重新审理,仲裁阶段认定的案件事实、质证过的证据需要重新认定;法院的受案范围比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小,造成有些案件得不到司法保护等各种问题,使劳动仲裁与诉讼几乎处于脱节的状态。当一项制度在实践的运行中弊端重重,无法实现设计之初想要达成的目的,那么就有必要根据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适时做出调整与革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总是被动的,劳动者饥肠辘辘、两手空空的寻找工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并且决定他们的薪酬。因此,本文提出给予劳动者在劳动仲裁与诉讼之间的优先选择权,一旦选定,用人单位必须服从的设想。同时增加劳动仲裁的可选择性,使劳动仲裁与诉讼一样具有行之有效的措施作为依托,发挥劳动仲裁机构“速裁”的优势,缓解法院的受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