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多样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不少城市空间原有的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结构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增速明显,其不仅体现在数量要求上,还体现在质量要求上。开展城市土地整治是破解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但是,大陆城市土地整治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对城市土地整治的运作机理、制度保障,以及实施效益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较少,城市土地整治工作尚存在诸多不足。究其原因,除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还存在的组织管理低效等问题,如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获取最大的城市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等问题亟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也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来缩短探索过程。在我国台湾地区,城市土地整治即市地重划的开展时间较早,也曾出现目前大陆城市土地整治所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经过长期的改革与发展,台湾地区市地重划已探索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并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重划制度,是大陆完善城市土地整治制度的良好范例。基于此,笔者以台湾地区市地重划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对其政策演进历程、制度实施特点、组织管理体系和开发运行机制进行分析,选取了台湾地区不同开发模式的市地重划项目,即城市中心区—信义计划区市地重划项目、城市功能拓展区—台南九份子市地重划项目、以及城市发展新区—桃园经国特区市地重划项目,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的政府主导型、土地所有权人主导型和政府与土地所有权人主导型市地重划模式的效益进行对比,评价城市不同功能分区市地重划开发模式所产生的效益差异,明确各自的优势,探究政府及土地所有权人在市地重划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度。于此同时,对比台湾地区市地重划与大陆城市土地整治在制度建设、目标设置与开发模式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大陆城市土地整治应优化政府的参与方式、探索自主改造模式、区分城市不同功能分区城市土地整治的需求特点,形成法律体系健全、信息传递透明、组织管理完善的大陆城市土地整治体系。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台湾市地重划的组织结构严密,管理有序,具有严格的实施标准和划定原则,开发运行机制较完善。不同开发模式的市地重划取得的效益有所不同,在城市中心区所进行的公私合办市地重划综合效益“好”,但从各单项效益来看,更偏重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提高景观生态效益。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所实施的公办市地重划和在城市发展新区所实施的自办市地重划综合效益均“较好”,但是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政府主导下的市地重划更加强调各效益的均衡发展,其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较为单一；而在城市发展新区,土地所有权人所主导的市地重划更加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文化和生态保护建设的投入相对较少。(2)台湾市地重划的效益明显,但是在城市中心区所实施的公私合办市地重划综合效益优于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所实施的公办市地重划效益和在城市发展新区所实施的自办市地重划效益。其原因不仅在于其公共设施的基础条件较好、地理位置较优,更在于其最大程度发挥了政府与社区居民的优势,两者互相配合完成重划计划,互相取长补短,实现了区内市地重划效益的最大化,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3)台湾市地重划与大陆城市土地整治相比较,因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法律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他们均是在促进区域城市发展的有效手段。大陆城市土地整治虽然在发展进程上有所停滞,但其整体发展迅速,能够因地制宜地设定整治目标、融资方式等。对比台湾地区市地重划的制度建设、目的设置与开发模式,大陆城市土地整治应在政府管理、自主改造模式探索与法律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4)大陆地区借鉴台湾市地重划的经验必须从整体的组织结构和开发运行机制出发,以完善政府主导方式,探索自主改造为着力点,区分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的城市土地整治,因地制宜地开展城市土地整治,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优化城市土地用地布局,建立不同条件下的生态保护、文化保护政策,规范相应实施手段,引入先进技术,带动区域内各产业的联动发展。实现城市土地整治中的搬迁主体由个人到团体人的转变；操作主体由行政权力机关变为了市场主体(开发商、城市土地整治社区推进委员会等组成的“市场主体”)；政府角色从执行当事人变为服务者；权益维护由替民做主到还权于民、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由绝对等同转变为扶弱助强,真正实现了政府机关与社区居民的共建,促进经济的永续健康发展,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城市土地整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扯诸多法律和经济问题,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各部门进行多方面协作,深入研究相关问题,不断改革与完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管理体系,促进社会的永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