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关内道北部,即是古书上所说的“河曲”地域,处于唐都长安的正北方,是所谓的国之“北门”,是国家军防部署的重点区域,在唐代的军防体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意义。其战略地位在后突厥汗国复国以来更是明显。唐朝永淳二年(公元682年),后突厥汗国兴起并不断劫掠唐王朝的北部边疆,其中以关内道北部最为频繁。但是这一时期的唐王朝却正值改朝换代之际,武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视后突厥默啜可汗对唐王朝的一次次欺骗,对其采取妥协避战的方针,致使后突厥汗国通过一次次的对唐王朝的劫掠和欺骗强盛起来。唐中宗即位之后,认清后突厥默啜可汗对唐政策的本质,转变对待后突厥的态度,任命张仁愿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且于黄河外围突厥腹地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修筑的同时,唐王朝进一步完善其北部边疆军防体系,大修军、镇、守捉城,在黄河外围从西南到东北形成了一个以三受降城为中心的沿河防御体系,唐王朝的北部边疆军防体系日臻完善。在此军防体系下,唐王朝坚持其军镇、监牧、屯田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以保证北部边疆防御体系的有效运行。唐朝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以三受降城为中心的沿河防御体系的形成,使后突厥汗国财富和奴隶来源的主渠道断绝,国内矛盾激化。为了缓和矛盾,其被迫转向西征、北伐和东击。连年征战,加重了其部众和属部的负担,致使其纷纷起兵反抗,为后突厥汗国的灭亡埋下了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