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江三角洲的棉业又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度占据全国六成以上的比例。这一地区自明清以来就是我国重要棉产区和重要土布产区之一,近代以来又成为我国民族棉纺织业发祥地,棉花和棉制品的市场和贸易一枝独秀。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是与地区性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近代大工业、小农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等因素相联系的。正是在这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显示出其独特特征。论文以民国整个历史时期为研究时段,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探讨其棉业问题。作为棉纺织业原料的棉花,其生长发育需要适应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长江三角洲的光照、热量和水分条件优于棉作所需的平均条件,海拔、地势、土质和排水等地理条件也较优良,因此是理想的宜棉区。自宋元棉花开始种植以来,长江三角洲就形成了一个植棉的传统。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是民国长江三角洲植棉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植棉业的发展为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提供了基本的原料保障,松江地区逐步成为全国土布生产中心。近代以来,机器棉纺织业首先出现在上海,逐渐推向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开始在与机器棉纺织业的竞争中衰落下来。长江三角洲的民族机器棉纺织业在历经发展、衰退、再发展的曲折过程后,其工厂数、设备状况、产品产值等方面与清未民初相比都有了较大进展。同时,民族机器棉纺织业还与外国在华机器棉纺织业竞争。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在华机器棉纺织业都是民族机器棉纺织最大竞争者,前者一度在工厂和设备等方面占据相当优势。面对手工棉纺织业整体性地逐步衰落和机器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石的小农经济展现出顽强的抵抗力。通过合理配置土地要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在棉稻竞争中保持一定的收益平衡；通过采取以成年女性劳动力为主、全家人集体协作劳动的分工方式,长江三角洲亦耕亦织的小农家庭得以大量、普遍地生存下来。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存在棉花和棉制品的商品化,进出口贸易近代亦开始时出现。通过市场和贸易,长江三角洲的棉业进一步发展。但是从时间上来看,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成为棉业市场和贸易的转折点,之后开始衰退下去,直至1949年也未能达到之前全盛时期的水平。以地区来看,长江三角洲棉业市场除了区域内部市场外,国内市场以东三省和两广地区为主；进出口贸易则以日本和南洋地区为主,但是自1922年以后,贸易入超成为常态,成为影响长江三角洲棉业的一个关键因素。除了上述内容外,长江三角洲棉业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首先是技术进步。通过引进美棉、改良棉种和改进植棉技术,长江三角洲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满足棉纺织工业的原料。棉纺织技术进步则对棉纺织业产生直接影响。其次是组织创新。棉业组织是推进民国长江三角洲棉业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按照组织功能和组织目标,可将其分为棉业行政管理机构、棉业教学科研单位和棉业行业团体。这些棉业组织初步具备了科层制的组织特征,它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通过政府、行会和高校的合作与分工,在长江三角洲棉业界领袖的领导和骨干成员的参与下,达到改进棉产和棉纺织业,促进棉业发展的目标。在改良棉产、推广技术、培育人才和维护权利方面,民国棉业组织开展了诸多工作,做出了较大成绩。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问题属于中国棉业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调整自身发展的步伐,适应着鸦片战争之后近百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见证着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民国长江三角洲棉业进程体现出四个方面的明显特征,即总体上发展、局部上衰退,1937年是长江三角洲棉业进程的分水岭,传统小农经济与近代机器大工业长期共生共存和制度供给不足。这给我们带来四点启示。第一,民国时期不仅国内战乱连连,1937年长江三角洲各城市更是相续沦陷,棉业受到的破坏极为严重；而1949年之后,长江三角洲棉业发展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因此政局稳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社会环境。第二,地理大发现后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企业和棉业贸易亦因此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一般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的落后的,但是就民国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而言,小农经济还具有家庭内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励机制,小农经济并不是长江三角洲棉业进程的障碍因素。第四,无论是从棉业技术进步,还是棉业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而言,民国长江三角洲棉业技术创新都使得这一地区的棉业进程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创新是产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