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作为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之一,各国刑事立法规定了宽大处理的处罚原则,而且程度较之未遂犯更大。本文开篇通过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中国学者对中止犯减免处罚依据的理论和学说的对比,主张从哲学的角度对犯罪中止减免处罚依据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对犯罪中止减免处罚的依据有三,分别是中止犯的社会危害性减少、刑事违法性的减少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减少。当然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从法律理论层面去论证中止犯减免处罚的依据,而是运用了法律经济学中的博弈分析方法加以立论。之所以选择该种方法去研究犯罪中止制度,一方面基于对法律问题研究思路的求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博弈论为法学提供了一个实证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下如何做出行动决策,这些行动导致什么结果。在完全信息下,通过对国家与犯罪人策略空间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得出两组纳什均衡分别是(中止,从宽)和(继续,不从宽)。但由于实际情况下信息并非对称,所以本文通过精炼贝叶斯均衡理论对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模型做出了修改,并最终得到唯一的纳什均衡(中止,从宽),这组策略空间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依据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通过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中止犯给予减免处罚符合罪刑均衡的法理依据、符合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且还符合我国“性本善”的道德伦理。所以我国犯罪中制度的立法是值得肯定的。即便如此,它并非完美无瑕的。例如在减轻处罚的认识以及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上仍具有模糊性,容易使司法实践有失公正,所以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对减轻处罚这一术语做出了界定并对如何减轻处罚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