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之交，作为拥有制海权的岛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是英国历史上最具欧洲色彩的伟大政治家，具有同时代的英国人当中没有的广阔的欧洲观和世界观。卡斯尔雷出生于爱尔兰的贵族家庭，早年在爱尔兰议会供职，曾担任爱尔兰总督的秘书。1798年，爱尔兰爆发反英起义，他执行英国首相小皮特的命令，将爱尔兰议会并入英国议会，并从此供职于英国政府。1802年，他担任殖民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07年改任陆军大臣。1809年，因与时任外交大臣的坎宁决斗，卡斯尔雷被迫辞职。　　1812年2月，卡斯尔雷复出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不同于他的同僚和国人是因为他具有良好的意识能力，愿意考虑其他人的观点，愿意使英国的政策适应欧洲的现实和需要。卡斯尔雷不仅显示出良好的意识和克制，而且显然对欧洲感兴趣，愿意倾听他们和与他们工作。1812-1813年的形势是如此飘忽不定，以致一步的失着就可能使拿破仑挽救他的制度。因此关键是卡斯尔雷的1814年1月的大陆之行。卡斯尔雷以机智圆通、临事镇静的本领，在弥合分歧方面创造了奇迹。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结果就是卡斯尔雷艰辛和耐心寻求的普遍同盟条约最终实现了。”1814年3月9日，四大国签订了《肖蒙条约》，日期倒填为3月1日。他们很快地认识到它是欧洲新秩序的基础。“肖蒙是非凡的英国成就，为胜利和平和战后安全奠定了基础。”　　肖蒙会议后，形势如卡斯尔雷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波旁王朝得以复辟，并签订了温和的第一次巴黎和约。在伦敦会议上，卡斯尔雷又悄悄地以对英国和欧洲有利的方式解决了许多难题。在维也纳会议上，卡斯尔雷直接违背了训令，积极投身于重建欧洲均势的谈判中。在关键时刻的果敢表明了一位政治家的负责任的观念:机会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重建了欧洲均势。“胜利的前提是全力以赴，而稳定的前推是自我约束。”百日事变后，他成为克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阻止了“绝对安全”的诱惑。再次与法国缔结了温和的和约，保持了四国同盟，建立了欧洲协调，为战后大国合作管理欧洲秩序奠定了基础。　　在1818年的亚琛会议上，卡斯尔雷说服了不愿把英国卷入会议制度中去的自己的同胞，挫败了沙皇建立团结同盟的方案。会议找到了解决欧洲政治紧迫问题的方法。撤出了占领军，法国履行了条约并加入大国协调。亚琛会议证明了会议外交的有效性，消除了彼此间的误解，再次展现了良好的愿望不言自明的益处。卡斯尔雷充满信心的表示:“我真的觉得，这是欧洲政治中的一种新发现，一下子消除了外交方面模糊人们眼界的那些陈腐的污垢……使各大国的协商富有成效，几乎象处理一个国家的事务那样单纯。”1820年的西班牙革命爆发时，他联合其他大国，抵制了沙皇对同盟的解释，促使他们放弃了干涉计划。　　然而，意大利革命使俄奥走到一起，结果造成了干涉。卡斯尔雷强烈抨击这种政策。是他第一个明确表示英国反对将同盟用于这种目的的立场。希腊革命的发生使英奥恢复了合作，联合制止沙皇干涉希腊的企图。虽然希腊人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帮助他们会导致欧洲的混乱。沙皇最终退缩了，和平得以拯救。　　当卡斯尔雷准备参加维罗纳会议时，他已经有了一个解决西班牙、南美革命和希腊的综合方案。然而长期的过度紧张工作使他心力憔悴，导致精神错乱而自杀。由于其政敌和自由主义作家的长期诋毁，卡斯尔雷蒙受了不白之冤。他的政策非常高明，但超出本国人民的经验太远，不能得到举国拥护。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卡斯尔雷的性格不能博取公众对他政策的支持。虽然他创立的“会议制度”归于失败，但这种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协商精神为处理近代国际关系提出了可供探索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