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现状下我国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实践混乱,过程性信息普遍豁免公开。但实际上不加区别的豁免公开会使很多应当公开的过程性信息得不到公开,也不符合当前我国号召的参与型政府的建设。确认豁免公开信息的范畴才能进一步明确公开的内容,有利于保障知情权实现。但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研究也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语境中讨论,因而需提前明了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理论。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现状是,在立法规定上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设定的目的模糊,且我国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缺乏裁量的具体规则。在司法裁判中,法院裁判标准不一,裁判结果普遍认为过程性信息不公开。在行政裁量中更是倾向认为过程性信息应豁免公开,裁量结果难让人信服。与此同时,在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一制度规律明显,它们具有很强的共同适用性。参考现有域外的过程性信息发展状况,值得参考之处有以下几点:一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体构建上,明确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审查。二在设立处断规则上,采用分割原则处理过程性信息,立法规定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界限。反思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所处的困境,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厘清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目的及立法功能。结合域外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已有之经验,完善我国过程性政府信息豁免公开制度,一在整体制度设计上立法明确以实现知情权为基础的单一立法目的;构建代议监督机制以完善监督渠道。二设置具体规则,立法明确利益衡量原则;明确豁免公开界限;确定分割原则;确定成熟原则。总体来说解决过程性信息公开不足、豁免公开过度的问题,各个原则、各个规则间也需相互配套衔接,如此既能保障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制度中的知情权,也不会因过度保护而引起知情权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