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为美国记者观察、报道中国提供了契机。在以往的美国文献中,由于中美相隔遥远,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等因为,美国人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呈现为一个矛盾综合体:与其他异教徒相比,中国人的德行略高一筹,但就他们本身而言,其可谴责之处要远远超过其可称道之处。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美国记者来到中国,向其同胞报道中国的发展状况。他们在中国分布较广,居住时间较长,与中国人民的接触比较深入,因此他们的游记与中国的关联日益紧密。这些作品见证了美国记者们的中国观察。以美国记者卡尔·克洛为例,他的作品记录了他从外围调查到内部取证,从最初的兴奋到稍后的理性思索,直至最后主动为中国人辩护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这种观察实则涵盖了观察者(他们——美国记者)与被观察者(我们——中国人)之间三个层次的关系,即他们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如何看待他们,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看待的我们。无论这些作品描绘的中国形象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如何,记者们的观点及其例证本身就是颇有价值的史实,而这些史实有助于我们进行思考和反省。　　 本文选取美国记者卡尔·克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兼以讨论与其同时代的美国记者纳撒尼尔·帕弗和格罗弗·克拉克。他们的观察和写作在视角、重点、细节等方面各有侧重,但是却共同反映了中国在19ll至1937年间的社会生活。如今重看他们所刻画的“新的”中国形象时,我们会从中读出三对矛盾: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文化民族主义与“东方主义”,以及他者与自我。但是,本文并非意在消解这些矛盾,而是借助这些概念来梳理矛盾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示这些记者的中国情结和中国当时的历史境遇。　　 第一章梳理了卡尔·克洛及其同期美国记者对“革命”中国的描述及思考。从他们作品选取的几个截面,我们可以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窥见一斑。他们的中国观察始于对孙中山、蒋介石及后者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的探讨。这些政治人物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前途,自然引起了美国记者们的兴趣。记者们也关注到现代交通和通讯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关注它们如何为人们提供机会、技术和资金,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视野得以开阔。他们观察到中国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变得“西化”,中国的家庭、教育、妇女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例如,克洛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妇女服饰和化妆品使用的历史发展和现代演变的描述不无精彩之处。这批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早期观察热情而又兴奋,因为蓬勃发展的中国印证了美国关于“中国大市场”的神话,他们也期待着个人事业的远大发展前景。对比当时在西方盛行的中国负面形象,这些美国记者的中国形象刻画因描绘主体的乐观、充满激情而生动突出,对在美国人认知中建立起中国的正面形象有所贡献。　　 第二章阐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这种状况引起了美国记者们,尤其是卡尔·克洛的思索。1911年后的中国因为军阀混战和日本入侵,政治秩序动荡不安。尽管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和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在现代技术、机器、资金等方面仍很匮乏。另外,阶级矛盾、农村农民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开始突现。克洛还选取北京、上海为重点考察对象,对这两个城市各自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进行对比,强调西方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克洛对中国政局的关注源于日本对美国构成的直接威胁以及他个人对日本的蔑视。而他对中国经济状况的瞩目和同情与美国大众在“大萧条”中的痛苦经历不无关系。随着中国观察的焦点从正面成就转向负面问题,克洛最初的激情也被失望情绪取代。他为中国现代化进程遭遇挫折,为中美贸易交流的发展受阻,为古老的中国文明的衰败而深感失望。　　 第三章探讨了卡尔·克洛和其他美国记者为澄清关于中国人特性和风俗的误解所做的努力。随着克洛在中国居住时间的延长,他的中国研究日益系统化。他已经从中国观望者转变成积极的中国辩护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忍耐、冷酷无情以及对于时间概念和描述事物的精确度的漠视都引起了克洛的注意。他的作品试图为这些中国特性的形成做出解释,或揭示其为人所忽视的积极意义。对于相同话题的讨论,本文也注意引用其他中外批评家的论述和观点加以比较和分析。克洛反驳传教士对中国人“溺婴”的描述和喧嚷,认为这种“夸张”无非是为了迎合传教士传教事业的需要。他在批判传教士不负责任的中国刻画的同时,也强调他们为中国教育、医疗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克洛对传统的中国负面形象的质疑不仅引发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和同情,也能为我们对传统的自视自省提供参考。但是在克洛的作品中也会反复出现一些对立概念(如优越／低劣、主人／仆人)和“黄种人”、“中国佬”等套语。虽然不能否认克洛对重写中国形象的努力,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他确实意在矫正中国的负面形象,但是反复提及的负面词汇非但没有消减反而加深了这种形象。　　 结论部分对卡尔·克洛及其游记写作进行综合评述。尽管克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收集者、整理者乃至保护者,但他的作品及他本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政局的转变和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几乎无人关注。除了政治变化的因为外,还有些其他因素起了作用,如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观的变革、克洛本人对国民党的偏袒、由于汉语知识匮乏他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事实混淆、判断错误等。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克洛的作品‘四亿顾客》再版并受到了美国媒体和著名汉学家们的较高评价。克洛友好、端正的写作态度,实际、宽泛的论述题目,深入浅出的描写都将吸引普通的美国读者。克洛观察的中国三十年代的状况和当今中国社会的偶合也为克洛的作品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克洛的写作手法具有独特之处:他采用分章散述的方法以涵盖更多的主题；妙用中国谚语以开启章节；在作品中插入描绘中国的卡通画以增强视觉效果:采用跨时代的历史比较和跨疆域的中美对比以拉近两国距离,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所取得的成绩更好地讲述给美国读者。　　 尽管这批美国记者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观察受到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力图比他们之前的传教士们在一个更深层面上观察和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被描述成一个奋力前行的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面对问题并不全盘放弃传统、最终缓慢而踯躅地接受了一些西方标准、规则和价值。在记者们积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他们对某些正在瓦解的中国传统真诚地表示惋惜。作为观察者,记者们在言说中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关注并评论美国。综观其作品不难发现,当美国处于顺境时,中国的停滞落后有力地衬托出美国的繁荣富强；当美国遭遇社会发展的种种困难时,中国的经验教训对美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由此不难理解记者们对中国进行观察的热情和执着。换言之,对于他者的刻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我的认证,而重新审视他者笔下的自我有助于提高对自我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交流总是双向互动的,当世界在靠近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就在进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