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国后,农村运动连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场运动能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大寨在起初能够引起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重视,主要还是靠大寨人苦干得出的实在成就,这对于引领国人走出由于“大跃进”而造成的粮食恐慌阴影是十分必要的。自始至终,大寨人一直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大寨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的学先进的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它主要是当权者用政治运动的强制办法来维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度集体化的体制。论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农业学大寨的原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建国后的农村农业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从全国范围来看,学大寨运动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64-1965年间,主要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广他们在建设“大寨田”、科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寨红旗”逐步从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经验被不断神化,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评判每个干部功过优劣,评判农村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学大寨运动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农村无所不包的强制性政治运动,“穷过渡”、“割尾巴”、收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等在全国得到推广。本文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来探究学大寨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宿迁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体现了当时动员、传播、控制的有效性。宿迁地处欠发达地区,生产条件的恶劣使当地群众产生强烈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学大寨的十几年时间里,宿迁在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粮食增产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5年还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也表明宿迁在学大寨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领导人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普通的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低,而动员、传播控制引起宿迁基层权力组织出现结构性变动,导致利益分配出现偏差,过分侧重领袖意识和组织、宣传技巧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突出具体执行者和人为树立的典型的行为后果,而忽略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和意愿。于是宿迁成为大寨在全国的翻版之一,几乎毫无保留的继承了大寨的“硬伤”,尤其是突出了大寨在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等方面的经验,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从总体上看,宿迁县在学大寨运动中,成绩显著,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