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国民的价值取向、社会安定意识、精神信仰等在经济大潮中均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不少民众的价值体系开始混乱、迷失。中国目前的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的宗教信徒有1亿多人,和美国人乐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相反,中国很多宗教信徒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登记在册。童世骏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经过实地走访估计中国信教人士达3亿。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毗邻港澳,外来人口和外籍在华人士较多,其思想的开放性、经济的发达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堪为我国城市的典型代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民众受改革开放“副文化”影响较深,信教群众比例呈现出较高的占比。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宗教传播的途径更加多元化。一些境外邪教组织和宗教势力除了通过神职访问、学术交流、办培训班、散发影视作品、图书刊物等形式进行渗透之外,还借助网络、广播等方式进行渗透,达到分化祖国、颠覆政权的目的,珠三角地区尤甚。本研究基于“媒介赋权”理论框架,对宗教学和媒介赋权理论进行梳理,从媒介使用、身份认同和宗教参与三个方面探讨受访信教群众通过新兴媒介提升个人效能的赋权行为。因为媒介赋权天生的实践性,本研究着重研究受访信教群中在具体的宗教参与实践中的影响因素,即宗教组织和信教人士,通过新媒介来“提升个人效能、增加群体权利和能力”的“赋权”意识与实践。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媒介使用、身份认同、宗教参与等“赋权”角度的实地调研,并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本研究共有以下三点发现。在媒介使用方面:新媒介赋权现象凸显,呈现新旧媒体相映争辉的局面,书籍、宗教刊物和宗教活动等传统渠道仍然是受访者获取宗教信息的主要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微博、宗教APP特别是微信等新媒体在受访者的信息渠道中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高,宗教类微信公众号在受访者获取宗教信息的第二大渠道。在信息传播方式方面:意见领袖、组织传播发挥作用,不管是传统的宗教典籍,教会刊物还是宗教类APP,受访信教群众在选择信息获取途径时,都极为重视“权威”,选择性接触认证的宗教组织或者社区的内容。在赋权效果方面:两个舆论场撕裂,增权和减权同时存在,受访者浏览宗教信息行为频繁,点赞、转发等社交行为较多但是原创宗教信息行为较少,一方面对网上的负面言论不满,另一方面又畏于当下的宗教舆论,极少在传播上行动或者说传播言论“沉没”,出现“交流的无奈”。通过探寻宗教信仰群众从他者被动赋权到自我主动赋权,提升自我效能、增强自身认知、整合资源的社会实践的过程。笔者希冀在“十九大”提出“将我国的宗教中国化”任务之后,本研究或可为相关部门实现宗教管理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