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意在运用新批评的反讽理论来分析《围城》中所包含的反讽艺术特色。新批评在坚持绝对文本中心态度的基础上,以反讽为言说工具来观照语言的特异性。反讽在他们眼里,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技巧,也是文本整体的方法或策略,甚至是一种基本思想方法与哲学态度。《围城》又是钱钟书用反讽构筑的一座语言之城,二者在中西文论的差异下却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就是本论文的支点。所以,全文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梳理出钱钟书文艺观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对《围城》进行文本细读。这种细读超越了已有研究中对《围城》所作的比喻、讽刺等传统修辞手法的解读,赋予了《围城》以新批评派的现代反讽质素。论文的第一部分从宏观上把握了新批评在“有机形式”下对文本和语言的崇拜与重视。以及新批评反讽区别于传统讽刺手法和其他流派的反讽而独树一帜的特点。而且以反讽语言见长的《围城》与新批评精雕细刻,进行文本细读的批评理论相得益彰。在宏观理论的基础上,第二部分从微观角度具体深刻地挖掘了《围城》中语言的反讽与张力。其中言语层面的反讽主要包括“克制陈述与夸大陈述”、“‘异质远距’原则下语言的变形”、“言语语境的有意错置”三个方面；因为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除了语言技巧之外,又发展成宏观的、作品全局性的反讽,所以,论文又分析了《围城》中所体现出的总体反讽,这种反讽以貌似超然的客观叙述者来担当反讽中“嘲弄者”的角色,而事实上他在不知不觉中也和其他成员,甚至与整个人类一起,无奈地陷入了“受嘲弄者”的悖论之中。而“围城现象”就是文本为主人公以及所有人设置的一个总体反讽怪圈。反讽是新批评主要的言说工具,而反讽所产生的言外之意必须有语境作为理论支撑,使其在重视语言形式分析的同时不致于陷入“形式决定论”的泥沼。所以,论文在第三部分又对新批评派的“语境理论”作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围城》意指功能在语境下的拓展,包括深刻的人性批判以及与《小世界》的互文。其中,人性批判也分为普遍的共性批判和由“泥娃娃”意象暗示出的对方鸿渐本人的个性批判；其次,《围城》在主题表达和传意方式上与《小世界》产生了不谋而合的互文。由二者主人公柏斯和方鸿渐为代表的“追寻过程”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人类无限接近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总是失之交臂,这是世界的荒诞性对人类命运的无情嘲讽。而且,“围城”就是一个“小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欲望,这些欲望又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这正是人类生存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