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上海,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独特的“幻魅”文本系列——《论语·鬼故事专号》和几个上海都市作家笔下的“鬼话”小说,本文试图研读其文本内的“鬼魅”和文本外的都市环境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及其在现代文学演进过程中所体现的“祛魅”与“复魅”的辩证法。“都市”这一现代化、商业化的语境给“鬼话”带来了许多异质性的因素,后者无可避免地被“生产”为“现代鬼话”;而“鬼话”这一非理性、非现实的话语又给“都市”蒙上了一层诡魅的面影,更可能是想象和体味“都市”的一个独特另类视角。对于《论语·鬼故事专号》的分析着眼于其与现代传媒这一介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发见“鬼话”的“现代生产”中这一颇具典型性的生产方式对文本形式的影响,及其对都市消费文化的显见和隐现的反映。通过对专号中的鬼的“典型”及一些具“现代质素”的“鬼话”文本及其“缝隙”的分析,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可以看出“鬼话”在这一现代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一些微妙变化。而施蛰存、穆时英、徐舒三位都市作家在同一时空中不约而同写下的“鬼话”小说,且都是以“女鬼”为对象,则可从这一序列解读出作者对都市和现代性的迷离经验和感觉的复杂表现。“女鬼”这一意象背后所指陈的欲望与恐惧相纠葛的都市体验,在这几个典型的“鬼话小说”文本中得到了暖昧的表现。对于这两个症候式的文本序列的解读,可进一步引发的是对1930年代的上海这个特殊时空的思考。畸形的繁荣和混杂的现代性气息,使这座城市幻化出“魔都”的不真实性、诡异性,而正是这一性质促生了“上海鬼话”这一另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