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0年开埠起，天津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的工业摇篮和经济中心，其工业产生最早、企业分布最密集、发展水平最高，所以研究技术进步对近代天津工业发展的影响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将近代天津技术进步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0-1900年，是近代天津工业发端时期的技术进步。近代天津技术开端的标志最先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也是近代西方技术的移植与使用的开端，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呈现出以下特点:①自上而下的完全移植。近代天津企业是在一片技术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使得近代技术转移的方式成为强制性的行为，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②军事技术的引进占主导地位。不同于西方工业发展先轻纺业兼轻工机器业，而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规律，而是先军事工业后轻工企业的倒流水的发展方式。③非市场化目标。受创办目的的制约，近代天津军事工业的资金和经费都依靠财政支出，而非自我积累，财务上不搞经济核算，“实产实销”，市场经营听凭官方意志支配。④依赖性强。不论是机器设备，还是所耗用的原材料，几乎全部依赖外国供应，技术上也完全依赖外国人。⑤引进技术的成本较高。　　第二阶段:1900-1927年，这是天津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技术进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化学、制革等行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已居全国第二位的棉纺织工业和居全国前列的面粉工业;而精盐纯碱的研制和生产，更是弥补了中国化学工业的一个空白，所以此处选取面粉和纺织两大骨干行业以及新兴的化学工业来加以分析。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得到较快发展，民用工业技术的引进开始超越军事工业成为技术引进的主体，其引进技术的目的很明确，直接面对市场参与竞争，尊重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　　第三阶段:1928-1937年是近代天津工业发展的波折期。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外资企业的投资呈上升趋势，民族企业的技术引进缩减，无论是企业总数、资本额总数、工人总数都比前一时期有所下降，致使天津技术进步整体发展的速度放缓。但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科技工业企业涌现，成为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毛纺织、印染、生化药物等现代科技工业呈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　　第四阶段:1938-1949年是近代天津工业发展的衰退期。沦陷时期的天津工业已完全失去其独立性，控制天津产业经济是日本占领华北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因此其技术引进也会牢牢地被捆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上。民族企业的技术引进缺乏独立性，陷入停滞或缓慢发展阶段，部分企业的生产能力比战前有大幅提高，出现了非常态的工业“繁荣”。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第一资源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被誉为“推动工业之原动力”。近代天津著名的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无一例外都十分重视增强企业的技术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吸纳人才并注重培养本企业的技术力量，形成本企业重要的知识财富，积累了一定的科技力量。　　近代天津技术引进的路径如下:技术引进的主体由官办企业转向私人资本企业发生转移;技术引进的内容，走了一条从军用工业开始，然后转向民用工业的道路;技术引进方式，官办企业多采用直接引进的方式，民族企业更多的是经历了由间接引进向直接引进的变化;早期企业的技术引进，多存在盲目引进和盲目生产的情况，随着天津企业技术引进经验的丰富和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后来企业在引进技术时更为谨慎和理性，对技术的鉴别能力也有所提高。因此，近代技术进步经历了由技术依赖—技术自立的变迁，以至于少数企业甚至还向外输出技术，包括人力资源的输出，这在近代中国实属难能可贵。　　近代天津技术发展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及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将创新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也促进了近代天津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发育。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近代技术的引进也决定了近代天津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近代天津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活动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一项国家发展任务，即进口替代。从整体上来看，天津近代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　　在近代天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作为主要的要素，但是制度的因素同样不可或缺，政府的经济法规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政府颁布了保障经营者权益的综合性法规、奖励实业的法规以及保护技术进步的知识产权法规等。这些经济法规的颁布，初步改变了昔日“无法之商”的局面，政府承担了其作为制度供给者的角色，但在近代特殊的环境下，政府的制度供给又呈现不平衡的状态。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其进行技术转移与技术引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以较短时间走完先行者走过的路并后来居上的事例屡见不鲜。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要实现赶超的目标，仅靠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不够的。要从挖掘“后发优势”快速转移到努力实现国际经济博弈中的“竞争优势”，要走创新技术转移的路径，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