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各届中央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不断焕发着和平崛起的生机和活力。然而,国内国外不同人士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始终持不同看法,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外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这无疑是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一大背景,给外宣翻译带来新的挑战、机遇和要求。外宣翻译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文本内的因素,而应更多的关注文本外的因素。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6-1996)在90年代提出“一切翻译皆是改写”,并指出翻译是在意识形态、诗学规范和赞助人这三因素的操纵下完成改写的。改写操纵理论将翻译研究的视角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探寻各因素对翻译的操控,这与外宣翻译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对外宣翻译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政论外宣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大类别,自然也是如此。本研究主要以中国和平崛起为时代背景,立足中国崛起对政论外宣翻译提出的新要求,依据但不局限于改写操纵理论,从改写三要素及译者主体性出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英文本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在中国崛起这个大背景下,各因素是怎样影响政论外宣译本的产出,使其完成时代背景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对书中大量翻译实例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背景下1)意识形态对政论外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其主要从文本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措辞及策略对译本进行影响。2)书刊译介更加注重通过文后注释的方式保持文章中的文化信息,更偏向于在不违背双方诗学规范的基础上,译出“中色”英语。3)译者较以往而言,具有更多的空间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针对不同情况,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在达意的基础上,翻译出更加通俗易懂的译本。4)政论外宣翻译的实际赞助人主要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