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决策领域的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延迟选择,受到了诸多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如今,“996、007”的工作模式日益普遍,人们需要承担更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由此产生的焦虑情绪在当下的社会中也越来越常见。那么处于不同焦虑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在延迟选择这一决策行为上又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呢?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从决策结果和决策过程两个视角出发,首先探讨了焦虑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任务框架在焦虑情绪与延迟选择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共包括三个实验,实验一基于结果分析取向,初步探讨焦虑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作用;实验二利用眼动技术,探究高低焦虑情绪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深度,旨在进一步揭示焦虑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机制。实验三引入任务框架这一因素,探讨其对焦虑情绪与延迟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焦虑情绪对延迟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焦虑情绪状态下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延迟选择。(2)信息加工深度(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在焦虑情绪和延迟选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焦虑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注视信息的时间更长,注视次数也更多,对信息的处理更加深入,从而使其更倾向于做出延迟选择。(3)任务框架调节了焦虑情绪与延迟选择的关系。积极框架下,相较于控制组,焦虑情绪状态下的个体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在消极框架下,二者都倾向于做出延迟选择。(4)任务框架调节了焦虑情绪通过信息加工深度(注视时间)影响延迟选择的中介模型。即在积极框架下,相较于控制组,焦虑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从而更容易延迟选择。在消极框架下,二者没有显著差异,都倾向于做出延迟选择。表现为第一阶段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合以上实验结果,本研究认为:焦虑情绪状态下的个体更容易做出延迟选择,且这一差异受到任务框架的调节作用,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深度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延迟选择和任务框架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也为个体做出科学的决策提供启示意义,为广告、消费等领域的营销方式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