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生和发展始终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制为轴心的，在外部体制和内在机制双重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大体呈现了以中小国有企业改革为先导，以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为收官的基本格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调控的一项重大操作原则就是“抓大放小”。在“放小”的问题上，大量缺少竞争力和技术优势的中小工商业企以承包、租赁、破产、改制等方式已经融汇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了，对于改善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已被验证的成功的范例。在“抓大”的问题上伴随着国资委的诞生和大型国有企业在一系列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的产业和行业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困境和误区。时至今日，在深化大型国企改革的问题上可能还存在着一系列理论和理念需要梳理与澄清，而“抓大”的背后就有着丰富的学理意义。挖掘和探讨对国有企业所采取的“抓大”政策就是本文的中心问题。近十年来，在大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理念发展和政策实践的过程中，所谓“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讨论和争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种讨论和争论在表面上似乎反映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问题上，而产权的改革似乎又关系到与市场经济接轨等一系列所谓学理和基本制度的问题。本文试图在社会学单位制以至新单位制演变与生成的背景下探讨具有新单位制特征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技术共同体特征，使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意义在技术共同体特征与原有的利益共同体特征的双重视角下得到新的认识。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选择了地处家乡的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经验研究对象，探讨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技术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制，为进一步认识十年来大型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新单位制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经验研究的参照视角。本文大体分为四部分。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对以往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单位制乃至新单位制的生成与演变、技术与社会、制度变迁理论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笔者着重讨论了技术长流程与效率的关联机制、与群体福利待遇的关系、与制度搭配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产权的讨论。在结论部分，笔者对技术共同体的特点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再探讨，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