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是中国20世纪40—50年代社会转型后新话语秩序的代表性作家,通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之后,解放区的“现代性方案”如何在文化构建层面上通过作家们的具体实践得以实现,当代文学规范究竟是如何确立,以怎样的方式被实践在文学创作之中,并形成何种形态的“新”文学。另一方面,赵树理并非仅仅是《讲话》等一揽子纲领性文件的实践者,他一生反思“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通俗化的文学创作和文艺实践,他对解放区“现代性方案”的呼应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同时,他与以毛泽东文艺观念为核心的当代文学规范其实既有内在的契合,也存在潜隐的摩擦和错位,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对赵树理的不同评价。赵树理的“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饶有兴味的问题,但由于复杂的历史语境,其内涵一直被遮蔽而缺乏系统的论述。现有的文学史格局对赵树理的忽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诉求对他的挤压,甚至就连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压抑着他现代意识的进一步迸发,这一切都对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内涵造成了多重的遮蔽。赵树理通过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入微描述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深刻体验。他在吸收“五四”新文艺和民间文艺的文化资源后的小说创作,体现着他对新文学“现代性”选择的一种自我反省和调整,他的小说创作,是对现代小说创作的一种拓展和丰富。他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理性精神融为一体,是对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对传统文艺资源的激活和现代转化,对民间社会生活状态的深刻表现,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独特的“现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