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世界各国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都相当重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经过1996年的修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也有了明显进步。但是,社会各界对于当前我国公安机关刑事侦事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似乎并不满意。笔者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实乃起因于笔者从事的法律实务工作。每当查办一些在单位有发展前途、责任心比较强、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公安民警因滥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致使犯罪嫌疑人伤残、甚至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时,笔者在惋惜之余,不禁陷入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民警置上级三令五申于不顾,甘愿冒违纪、甚至违法、犯罪之险呢?透过层层表象我们会发现,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权过大,而且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监督与约束,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之间未能保持适度的平衡,这才是一些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所在。对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绝不能寄希望于公安民警的忠诚或道德品质的优劣,必须“依法限权,以权制权”。基于此,论文以公安机关刑事侦事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为核心,以人权概念的形成、发展和国际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基本标准为主线,通过对中外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模式、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具体措施进行研究,努力探求我国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存在的不足,并就健全和完善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