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理论构架运用于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分析之中。他既不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割裂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不是如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乏味地宣称经济决定论,而是力图构建一种足够灵活的理论,以搭起两个日益复杂方面之间的中介:一方面是全球的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离散的、零碎的文化经验。詹姆逊以挑畔和好斗的姿态向人们表明,这样一种话语不仅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纵观詹姆逊的思想发展,可以说他经历了从文学到文化,从理论批评到理论建构的过程。如果说他前期的文学批评更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话,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被大大突出了,政治无意识开始向文化无意识转化,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开始转向多元共存的后现代思维。虽然他的作品内容和分析论述多有变化,但有一个基本的红线:马克思主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关系,因此生产方式影响一切意识形态的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和思想理论；但以前马克思主义批评多从某个阶级出发来分析客体,不注意从资本和价值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进行分析,因而具有简单的对应性。而在后现代时期,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发,从资本和价值的运作来分析,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实际就是资本运作和文化间的关系,不把握这种关系,就难以去谈论理论,就只能停留于对表层的观察和理解,无法深化对文学和文化的认识。　　 詹姆逊的一个基本理论功绩可以归结为:他敏锐地从文化特征上捕捉到了历史语境的变迁,直接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出场的文化政治学路径,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的生产方式概念改造为文化生产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提供了新的空间。这也是由卢卡奇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路径,在后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的拓展运用。这一方面使他与组织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回斥了当今语境中来自左右阵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夹击,与后组织化时代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就此而言,詹姆逊的生产方式理论是深刻的。但是詹姆逊的生产方式理论同时又是无奈的。这主要表现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常摇摆于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之间,进而显现出美学乌托邦想象。如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将文化同乌托邦、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并得出结论:只有同时承认艺术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马克思主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而其后来的“认知图绘”的概念,也同样以乌托邦想象为归宿。究其因为,在于当詹姆逊从文化逻辑解剖晚期资本主义特征时,抽空了文化逻辑的根基。难以回避的不是文化的逻辑,而是资本的逻辑,文化逻辑的特征只有在资本的逻辑中才能找到秘密。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仍然是我们时代不可缺失的。詹姆逊选择文化上行之路虽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当代化的新视角,但必然不能通过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而有力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只能以一种总体化的思路无奈地抵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詹姆逊相关文本的分析,确证我对詹姆逊生产方式理论的上述两方面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