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发展的新趋势。工业化时代下高投资、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给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源消耗大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着手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已刻不容缓。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将目光聚焦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实证上,采用熵值法测度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同时用Max-dea技术测算我国各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技术创新效率,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利用2011-2016年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不同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可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的差异性格局,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都达到了有效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只有个别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达到了有效水平,总体来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还未达到有效水平,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2)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格局,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而自愿性环境规制强度则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分区域讨论的必要性。(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值,且不论环境规制强度是否越过门槛值均有促进作用,只是在门槛值的两侧,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显著性程度不同,对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作用,越过第一门槛值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促进作用和越过第二门槛值的抑制作用表现的显著;对西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也是表现出促进作用,当越过门槛值时促进作用开始变得显著;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这两种影响都是显著性的影响,对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也是表现了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抑制作用不显著而促进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也是表现出了促进作用;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三大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无论是否通过门槛值均表现出抑制的作用,且在门槛值的左侧表现的均是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门槛值的右侧则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不同,环境规制对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为实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破坏,提出了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类型和强度、积极引进外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