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传统制造业面临着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发展不足、资源过度使用和环境严重受污等严峻问题,使得制造业不得不进行数字化转型。此外,国家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受限于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和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较低、区域间发展严重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生产效益、创新能力差距逐步增大,落后地区长期处在低水平发展洼地,而发达地区因资源过度聚集导致生态问题频发。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并且有效测度现阶段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对既有文献和理论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28个省级单位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构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改进熵值法与灰色关联模型相结合,对全国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包括从区域层面和省级层面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法,从组态视角出发探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28个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虽存在个别中部省份超越东部省份、西部省份赶上中部省份的状况,但总体上呈现东部领先、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的局面,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具有广阔的区域梯度空间。（2）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任何一个单一因素既不能构成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3）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存在5条路径,可以归纳为2种配适模式:（1）人力资本或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协同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资源导向型转型;（2）外商投资、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并存模式,可以称之为市场导向型转型。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本质,为促进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