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之规定在实践中理解与适用基本上还是遵循的民法的思路,但从合同的一般原理以及目前的立法上看,民法与劳动法在违法合同效力问题上存在这许多共性,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劳动法与民法都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合同法》和《民法典》分别进一步规定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以及法律行为无效,这在《劳动合同法》中是没有的。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对于兼有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劳动法而言,民法中关于违法合同效力的判断原理是否存在着需要修正的内容?从契约法的一般原理上看,民法上“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与“违背公序良俗”条款回答了违法合同效力的一般问题,这些问题在《劳动合同法》中同样存在,因此,从理论上重新审视违法合同效力问题无疑对劳动合同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民法体系中“形式二元,实质一元”的以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为核心的违法合同效力判断路径对劳动合同而言仍然适用,但基于劳动法的特殊性,此种判断路径在具体适用中应当注意四个问题。首先是在强制性规定之法律位阶上不应再局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如果涉及到违反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可适用“违背公序良俗”条款判断合同效力;其次,强制性规定之判断与识别需要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通过文义判断锁定大概范围,同时在实质审查方面应当摈弃“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这种毫无意义的分类方式,通过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来判断该规定是否能够影响合同效力;此外,应当明确,“违背公序良俗”条款为制定法之外的价值判断创造了空间,在劳动法上则体现为判断合同效力时应当考虑行业规范与惯例、劳资伦理等“软法”因素,并且同样通过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来认定合同效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方法上,需要吸收目前民法理论中“规范意旨保留说”和“基本权保护说”中的比例原则的思路,并将比例原则中的四大子原则——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做结构上与内涵上的修正,将正当性仅限于“违背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上,将均衡性涵摄于必要性之中,且在柔化合同无效后果层面体现其独立功能,从而使其真正能够实现劳动合同效力判断上的个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