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之后,社会各界纪念鲁迅的活动便随之而来,鲁迅开始脱离其“本体”,“身后鲁迅”形象逐渐被建构。身居日本的郭沫若惊闻鲁迅逝世消息后在万分悲痛的情绪下撰写了多篇纪念文章,且陈辞甚高,回国后仍然坚持不懈地纪念鲁迅。但抗战时期郭沫若身居要职,肩负着文艺鼓舞抗战的重任,也就决定了其对鲁迅的纪念带有较强的政治战略目的。另一方面,郭沫若与鲁迅有着“笔墨相讥”的过往,这在鲁迅被延安方面极度肯定与高扬的背景下,将郭沫若置于极度尴尬的境地,同时也使得郭沫若不停地解释、淡化与鲁迅“不和”的过往。放诸整个抗战时期,郭沫若的“鲁迅纪念”也表征出整体“鲁迅纪念”所具有的复杂性。本文试从1936-1949年间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文本出发,分为三个部分对其纪念文本进行梳考、分析、论述。第一部分,梳理、考证郭沫若这一时期的“鲁迅纪念”文字。立足于郭沫若研究界迄今为止最完备、最详尽的成果《郭沫若年谱长编》,试对其遗漏之处做补足之尝试,以对郭沫若纪念鲁迅的文献进行全面了解,奠定深入研究的学术基础。第二部分从其纪念文本出发,分析纪念文字中郭沫若塑造的“鲁迅形象”。鲁迅逝世之后被盖棺定论为“民族魂”,郭沫若则在纪念文本中将之展开,构建了鲁迅作为“民族战士”与“文学家”的形象。随着战事的发展与政治诉求的变动,郭沫若的纪念话语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借鲁迅之精神鼓舞民众之士气的战时目的减弱,研究“本体”鲁迅逐渐被郭沫若加以倡导。这种倾向体现在郭沫若的纪念话语中,就是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得到了他的反复阐释与建构。第三部分试探究战时郭沫若的“鲁迅纪念”特质。当郭沫若以鲁迅“仇人”的身份纪念鲁迅时,其纪念文字中多解释与鲁迅之间的“笔墨相讥”的史实和“素未谋面”的遗憾,也正面肯定、赞扬鲁迅。当郭沫若以“旗手”的身份纪念鲁迅时,文艺鼓舞抗战的战时需求使其在纪念文字中多次借鲁迅来回应诸如“民族形式”等急切的现实问题。总体而言,郭沫若的“鲁迅纪念”折射出了整个战时“鲁迅纪念”的某些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