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推动了安全理论研究的发展,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国际安全的研究重点从传统安全领域进一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倾斜,对于环境、经济、金融等非传统要素的安全研究视角逐步深化。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安全的概念逐渐形成,而2007年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开展的以气候、能源与安全之间关系为主题的辩论会则拉开了全球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序幕。但是,对于气候变化的安全化选择,各行为体的态度却并不相同。相对于中美等国家,在安全化行动上欧盟一直是积极行为体,最早将气候变化纳入其整体安全战略。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尤其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为研究新形势下的安全议题提供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支撑。根据安全化理论,安全化行为是一个“言语-行为”的建构过程,施动者通过话语来凸显议题的存在性威胁,使得听众认可这种存在性逻辑进而同意采取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威胁,形成新的规范。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的过程遵循安全化理论的基本逻辑,但是,由于哥本哈根学派在分析安全化行为的背景、实践等方面存在理论缺失,本文将试图在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实因素对欧盟的气候变化安全化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的核心问题是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过程以及这种安全化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分析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的影响。首先,本文将在梳理安全概念和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气候变化安全化的概念、背景以及发展状况。其次,本文将梳理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要报告或举措和安全战略政策,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欧盟在成员国和整体层面推进了气候变化安全化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安全化理论中影响行为体安全化行为的因素为基础框架,结合欧盟多方面现实因素总结出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本文探讨了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行为对全球气候治理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本文的结论是: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进程通过三个阶段完成,而影响欧盟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外部因素包括国际议程的设置和欧盟形成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需要;内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对欧盟的存在性威胁、欧盟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和自身威胁防御能力的认知以及欧盟内部危机。欧盟的安全化行为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影响在于一方面通过推动其内部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全球气候变化安全化推动气候治理;消极影响则包括过度安全化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安全化会破坏气候治理中的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