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渎职行为是每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相较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贪污腐败问题更具特殊性,也更具危害性,使得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办此类案件的难度急剧提升。针对此种现象,“双规”、“双指”一直被视为打击贪腐渎职行为的有力举措,在我国长期的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双规”、“双指”存在的合宪性难题以及具体适用过程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使其饱受社会各界的质疑与争论。在反腐败日趋严峻且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势下,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先后出台了监察体制改革方案,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工作,为留置制度的创设提供了制度文本和实践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留置取代“两规”,并由《监察法》予以明确,此项举措对于实现国家反腐败法治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留置措施仍处于制度建构初期,相关的法律规范尚未完善,使得其在实践中存在性质不明确、法律概念模糊以及人权保障不完善等问题,仍需对其进行系统性阐释与补足。文章以梳理留置措施现有的法律规范与总结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首先,对留置措施进行历史考察,提出“双规”、“双指”向留置措施的转化路径存在不同,前者是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的系统间转化,后者是国法系统内部转化。在此基础上,对留置措施的概念、特点、理论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和阐释。其次,通过比较留置措施与拘留、逮捕的构造异同,对留置措施的性质进行界定。从职能定位、制度目的、权力主体三个方面得出留置措施具有独立性,是兼具调查取证措施性质与强制措施性质的全新制度设计。再次,通过对留置措施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提出留置措施具有边界不明确、程序不合理、制约不充分等问题。最后,在党和国家提出“用留置取代‘两规’”以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留置措施的法治化路径选择,即建议从留置措施的范围控制、程序构造和制度规制等方面不断完善其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