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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架构与合作项目落地，为进一步全方位、多层次地扩大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广阔平台，已初步形成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巴黎协定》作为现阶段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本，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贡献，广大新兴经济体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全球减排进程中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多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服务于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主要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结合空间计量回归、结构分解分析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参与“一带一路”的出口环境表现进行分析研究，探究绿色“一带一路”的衡量标准，及背后的影响驱动因素和作用机制。
在理论研究中，本文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足迹两个维度，结合区域间投入产出方法、空间计量方法和结构分解分析等方法，讨论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成本，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具体而言，分别从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的角度研究已有的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从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关系；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讨论国际贸易中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并从空间计量和结构分解分析的角度，讨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并以GTAP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分析了其消费端碳排放情况以及生产端各国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在区域层面考察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出口环境表现。以GTAP v10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官方统计数据结合最大熵、交叉熵模型估计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之间贸易流量与区域内技术矩阵，得到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将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GTAP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形成中国-GTAP区域嵌套模型。以该嵌套模型为基础，本文确定了以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作为绿色“一带一路”的衡量指标，使用环境扩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市）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出口环境表现在持续改善的同时，区域间差异较大；同时，在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的贸易伙伴时，贸易双方的出口环境表现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总体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较低，中西部则在出口环境表现上呈梯度分布，内部差异较大。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空间效应的层面考察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强度是如何影响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通过莫兰指数确定了各省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性，符合空间集聚特征之后，本文进行了严格的模型识别，建立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分析，得到本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会显著改善周边地区的出口环境表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则对降低自身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具有弱显著的直接效应的结论。同时，本文还进行了分区域的研究，发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而言，能源强度对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不同，而关键控制变量所发挥的作用亦各有差异。
在行业层面，本文从农业部门、能源部门、轻工业部门、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对中国各地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核算分析，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主要贸易伙伴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各部门出口环境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轻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农业和能源部门、重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其中重工业部门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而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在各自特色出口产业上均总体做到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其出口环境表现优于众多非“一带一路”沿线的发达国家。为进一步探究行业层面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本文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将2011至2014年间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分解为直接碳排放强度、增加值率、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四个要素的变动，结果表明，农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贸易结构的变动是主要驱动因素；能源部门，中国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增加值率的变动，而其他国家则更多地依赖生产结构的变动；轻工业部门则取决于贸易结构变动；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变动中，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率仍是关键；服务业本身较为清洁，除交通运输业主要受到直接碳排放强度影响外，其他行业的变动情况则主要由增加值率决定。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短期内，应发挥区域自身出口产业优势，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优势互补，增加出口环境效率高的行业的经贸往来；中长期内，应继续推动全产业链技术升级，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表现；从长期来看，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理论研究中，本文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足迹两个维度，结合区域间投入产出方法、空间计量方法和结构分解分析等方法，讨论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成本，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具体而言，分别从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的角度研究已有的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从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关系；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讨论国际贸易中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并从空间计量和结构分解分析的角度，讨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并以GTAP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分析了其消费端碳排放情况以及生产端各国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在区域层面考察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出口环境表现。以GTAP v10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官方统计数据结合最大熵、交叉熵模型估计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之间贸易流量与区域内技术矩阵，得到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将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GTAP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形成中国-GTAP区域嵌套模型。以该嵌套模型为基础，本文确定了以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作为绿色“一带一路”的衡量指标，使用环境扩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市）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出口环境表现在持续改善的同时，区域间差异较大；同时，在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的贸易伙伴时，贸易双方的出口环境表现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总体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较低，中西部则在出口环境表现上呈梯度分布，内部差异较大。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空间效应的层面考察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强度是如何影响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通过莫兰指数确定了各省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性，符合空间集聚特征之后，本文进行了严格的模型识别，建立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分析，得到本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会显著改善周边地区的出口环境表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则对降低自身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具有弱显著的直接效应的结论。同时，本文还进行了分区域的研究，发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而言，能源强度对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不同，而关键控制变量所发挥的作用亦各有差异。
在行业层面，本文从农业部门、能源部门、轻工业部门、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对中国各地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核算分析，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主要贸易伙伴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各部门出口环境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轻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农业和能源部门、重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其中重工业部门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而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在各自特色出口产业上均总体做到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其出口环境表现优于众多非“一带一路”沿线的发达国家。为进一步探究行业层面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本文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将2011至2014年间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分解为直接碳排放强度、增加值率、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四个要素的变动，结果表明，农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贸易结构的变动是主要驱动因素；能源部门，中国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增加值率的变动，而其他国家则更多地依赖生产结构的变动；轻工业部门则取决于贸易结构变动；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变动中，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率仍是关键；服务业本身较为清洁，除交通运输业主要受到直接碳排放强度影响外，其他行业的变动情况则主要由增加值率决定。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短期内，应发挥区域自身出口产业优势，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优势互补，增加出口环境效率高的行业的经贸往来；中长期内，应继续推动全产业链技术升级，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表现；从长期来看，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