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既为科技生产力带来伟大革新,也让公民个人信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为应对日趋严峻的个人信息侵害,《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施行,在第十七条中着重解决了《刑法修正案(七)》中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适用难题及争议,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之举,凸显了与时俱进的刑法发展观。然而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析以及对实务操作的归纳总结可知,目前我国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标准仍存有适用上的不足,即“个人信息”的界定不明、“非法获取”的认定混乱以及“情节严重”的标准不一,不利于司法机关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有效判断,阻碍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机能发挥。对此,司法解释出台,着重解决了“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义以及“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问题,为相关司法适用标准提供依据。本文在司法现状探究以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相应的定罪标准提出优化建议:客体标准“个人信息”的界定,首先应当在个人信息的“识别性”基础上明确其法律含义,并按照不同信息的识别效力划分效力等级,为司法实践的认定提供便利;“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之“其他方法”的认定应当在对“非法获取”的理解基础上进行,而对“非法获取”的理解,在相关前置性法律欠缺的现状下,解释为没有法律依据或者信息主体的许可相对合理;“情节严重”应在“客观方面”这一整体的框架之下进行评价,结合司法解释,其包含信息数量、信息类型被后手用于犯罪、以及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较为合理,但对于行为手段性质以及获利额是否应当作为情节标准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