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隐私权的概念首次被提出起,隐私权应当得以保护这一观点,逐渐被普通民众及执权机关普遍接受。美国、英国、德国等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均对隐私权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开启了对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民隐私的收集变得更加便利,公民的个人信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被计算机系统更为完整归集。而网络的普及,使得归集后的信息被更便利地传播。涵盖着个人诸多不愿为他人所知悉的各事项的数据载于网络中,变得尤为易于获取。隐私权的保护制度,尤其是隐私权的刑事保护制度的构建亟待完成与完善。在隐私权的刑事保护制度构建中,知情权与隐私权应当如何取舍、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应当如何区别对待、隐私权的刑事入罪应当如何去界定范围,即哪些隐私权的范畴应当得到刑事上的保护等问题,都等待着立法者以法条的方式书写答案。本文从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对隐私权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对隐私权的刑事保护情况进行梳理并予以评析,对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上涉及隐私权的相关罪名予以梳理,并从刑事犯罪的四要件说入手,分别予以分析我国现有的侵犯隐私权刑事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得出目前我国隐私权相关刑事犯罪在四要件方面的共性。并从隐私权相关刑事犯罪的客体出发,对隐私权刑事犯罪予以分类为直接性隐私犯罪,即直接侵犯公民隐私权(目前表现为公民的通信自由权、住宅安宁权、个人信息保密权等)的犯罪;间接性隐私犯罪,即因其他行为产生公民隐私权被侵犯或有被侵犯可能的后果。笔者认为我国隐私权刑事立法最重要和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是我国隐私权刑事保护立法中缺少对特殊责任主体的约定和立法较为分散。对此,在本论文的第二章、第三章中予以了重点论述,且笔者在本论文第三章中提出了自己关于隐私权刑事立法的几点建议供公众审阅指正,以期为我国隐私权的刑事立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