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文革与新时期文艺刊物的生产,文学编辑机制的惯性因素在文革与新时期文学中的作用、无产阶级文艺创作主体——工农兵业余作者、无产阶级群众文艺的代表形式——革命故事、文革与新时期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接受与变异、文革结束后作家形象塑造的意识形态性六个层面探讨1976年前后(1971——1979)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异同性。论文第一章探讨1971至1979年间文艺刊物生产方式的延续与变异。试刊号、复刊号、征文、抄袭、读者意见调查表是本章论述的五个关键词。对于1971年以来出版的文艺刊物来说,安全避开政治地雷是求得生存的首要条件,而1976年后文艺刊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政治尴尬,即1971——1976年间的办刊经历,复刊号如何讲述刊物的文革原罪是新时期伊始最富有意识形态症候的文学现象。征文是文革和新时期文艺刊物的一个重要栏目,同时它也是文艺刊物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举措。对待作品抄袭的态度反映出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后文学生态的变迁。读者角色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变迁通过读者意见调查表内容的调整表现出来。论文第二章讨论1971年后编辑机制在文革主流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生产中的独特作用。已有研究关注文革与新时期作者群的跨界性,并未注意文学编辑机制的延续性。本章以叶至善、鲁秀珍对肖复兴稿件的修改,何启治对陈忠实的热情鼓励,谢泉铭对张抗抗、赵丽宏、王小鹰等知青作者的指导为例,分析文革文学编辑对十七年文学编辑惯性的继续发挥:修改稿件、介入作品生成过程,敏感的政治嗅觉,与作者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完全政治化的文革社会,编辑与作者的私人友谊也延伸为另外一种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恩义伦理”对专制体制微弱的抵抗。作为文学编辑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作者——在文革时期也表现出独特的创作心理。对时代风气的追随与以写作改变命运的功利理性影响了文革时期开始写作的作者心态,本章以叶辛为例探讨这一问题。论文第三章在回顾左翼文学传统基础上讨论文革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问题。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教旨主义理解,使得1949年后主流文学对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和作为国家机器的解放军的写作潜能表现出巨大的期待热情,并付诸行动进行培养训练。1949年后,主流文学赋予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以政治意义经历了两个阶段:对资产阶级文学堡垒的攻占,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后者开启了文革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写作热潮。文革结束后,工农兵业余作者从舆论中心跌落,遭遇何去何从的身份难题。论文第四章在左翼文学以“文艺”取代“文学”的演进脉络中讨论故事这一民间文艺形式在十七年时期、特别是文革和新时期的演变史。从旧书到革命故事,从旧说书人到革命故事员,故事经历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彻底改造。文革结束后,故事的去革命化成为主导舆论,但故事的性质定位遭遇新的难题。论文第五章探讨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与叙事诗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变异与发展。作为十七年期间最为重要的叙述模式,农村题材小说在文革中继续存在,新时期伊始,农村题材小说成为备受瞩目的创作潮流,本章以陈忠实、周克芹、叶蔚林、古华、孙健忠五位作家为例,分析他们从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新时期的创作演变。十七年叙事诗传统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延异则以梅绍静诗歌中信天游的抒情功能演变为对象进行探讨。论文第六章讨论作家形象塑造在文革与新时期转换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本章首先考察文革当红作家浩然在文革结束后的形象塑造问题,其次探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作家新时期伊始的文革记忆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