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共同诉讼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是普通的共同诉讼,二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强调诉讼主体一个都不能少,全体诉讼当事人必须都参与诉讼,如果有任何一个主体未加入到诉讼中来,则可能导致诉讼主体不适格或者引发法院行使强制追加权。但是,这一制度与部分实体法的规定脱节,造成当事人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与此同时,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共同诉讼不仅包括上述两种,还包括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允许当事人单独起诉,通过既判力的扩张避免矛盾裁判。为了诉讼法和实体法实现有效衔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在我国立法上引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然而,也有人将各种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不能涵盖的案件归入到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盲目扩大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范围的情况。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成立标准为何?适用范围又有哪些?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借鉴大陆法系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理论,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定义、特征、功能及其与其他两种共同诉讼的区别作出介绍。其次,对域外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作出介绍,结合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必要共同诉讼中合一确定理论的发展,详细阐述合一确定理论从论理上的合一确定到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再到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也随着合一确定理论的发展而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分析我国现行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总结我国现行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弊端包括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干涉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且与实体法赋予的单独诉讼实施权相违背。最后提出在立法上引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时,其构建基础应当从诉讼标的和实体法相关规定两个角度出发,其一,以诉讼标的共同为基础,以诉讼标的具有牵连性为例外;其二,实体法赋予了各人单独诉讼实施权,其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实体裁判应当符合合一确定的要求,出现既判力扩张的结果。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问题上,本文主张以下共同诉讼应当归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请求变动相同法律关系的共同诉讼,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3条规定的数名股东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诉讼;针对共有物发生的物上请求权的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债权人代位诉讼、连带责任诉讼以及诉讼标的具有牵连关系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