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泉激进的新国家主义建设之后,战后形成的“政府-企业”二元结构中的企业共同体被打碎,在国家这一个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尚未构建完成之前,小泉黯然下台,日本的新国家主义进入了一个转折期。地方转向是小泉激进的新国家主义建设的延续也是过渡。地方政府利用自身有利的地位充当了自中曾根康弘以来上层发起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向下影响民众的推手,其结局就是日本新国家主义成为全民共识。从企业共同体到地方共同体的过渡,再到最终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新国家主义的建成将使日本政治保守、右倾变得彻底化。理解这一进程要在显性的政治制度和隐性的社会结构二者结合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地方转向既是对舶来民主制度的不适反应,也是自我传承的社会结构模式的重现。人为设计的两党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频繁政权更迭,这严重挫伤了中央政府政治的权威,而长期推进的分权制为地方崛起提供了制度准备。日本独特的氏族政治、下尅上以及天皇下二元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也为日本地方势力崛起提供了行动逻辑和理由。日本新国家主义的运动在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上下波动,地方转向助推自民党执政权威的修复,中央和地方的保守势力实现了大合流。新国家主义将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对中日关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