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日益突显出其必要性，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论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的发展过程、根据和原则。精神损害是否应予赔偿，在理论上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精神损害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和个人人格的自觉逐渐受到重视的。从根源上讲，该制度是人格权利的救济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上可以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并不限于人格权利，其他权利，如身份权、财产权受到侵害也可能带来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越来越脱离人格救济方式这一局限而成为独立的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完成了侵权行为的现代化，现代侵权行为中的损害不仅指财产损害，还包括了非财产损害，对非财产的损害进行物质性的赔偿就是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在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问题上的基本历程可表述为：首先承认侵害精神性人格利益的赔偿责任，而后承认侵害物质性人格利益引发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再承认对物的侵害引发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最后承认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至此，法律对人的精神利益的保护日渐完善。 笔者从四个角度定义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根据。首先从人的价值出发，人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人所看中的、认为有价值的<WP=53>东西，便是法律应予保护的东西。社会的进步、发展使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法律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对人们精神利益的保护。我国的立法应该顺应这种趋势，加快保护人们精神世界的步伐，这是一种时代进步的体现，是现代法律对人们精神家园的爱护。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应当适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应把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只限于几种特定的人格权。 其次，民法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就必须赋予被害人以法律上的救济权。精神损害赔偿是民法赋予受害人的一种救济制度，也应该遵从这一原则，对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实行全面、彻底地保护。 接下来从精神损害赔偿保护的对象和精神损害的形态两方面进一步阐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要件。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原则要以法律规定为限，以避免人们为追求不当的高额财产赔偿，滥用权利。并且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只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才能使法律的抽象的规定和人们的具体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才能真正起到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益的功能。精神损害赔偿只有在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时才可以适用，否则完全可以通过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方式进行。如同一般的违法行为不需要采取刑罚方式进行惩罚是一个道理。对于民法的侵权行为也应该采取过罚相当原则。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一般民事领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以及国家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旨在减轻受<WP=54>害人的人格权益遭受侵害所产生的精神痛苦。人格权益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新的需要法律承认和保护的人格利益。但立法是滞后的，总不能穷尽所有的人格利益，为此出现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一般人格权是对所有的具体人格权的概括。由此对新出现的还未上升为权利的人格利益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笔者主张对特定的有价值的物的损害，对合同债权的侵害，在满足了一定的条件时都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 我国现行立法否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笔者反对这种做法。在我国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必要和可行的。尽快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尊重人权的表现。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有利于缓和、消除被害人的精神痛苦，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并具有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对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我国只规定对造成物质损失的可以请求赔偿，否认国家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是不科学的。确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法平等原则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对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同样要承担责任。是保证依法行政的需要，只有对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全面、有效的赔偿，并对实施国家侵权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进行严格的惩戒，才能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确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给予救济，使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更<WP=55>为广泛、更为全面的保护。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条件。笔者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建立完善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