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标准是国家就空气质量的功能区划分、标准分级、污染物项目、取值时间及浓度限值，以及采样与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的有效性等方面做出的强制性的规定，对控制空气污染、保障空气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自1982年我国制定首部《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国家环保部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对空气质量标准进行了两次修订，虽然两次修订在污染物的监测指标上略有调整，但在主要内容没有大的变动，近二十余年间，空气质量标准的更新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潘石屹的一篇微博被打破。2011年10月22日，潘石屹就美国大使馆和北京环保局空气质量状况信息对比发布了一篇微博，此篇微博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轰动的反响。因微博中提及PM2.5的监测值，PM2.5这个陌生的词汇一夜间就进入了大众的视野。随着专家对PM2.5研究的深入，公众对雾霾天气的成因、PM2.5的来源、PM2.5对人类身心的危害等相关知识的了解也逐步深入，而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一直未涉及PM2.5的监测，公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被提上日程。社会各界就PM2..5是否纳入国家强制性监测项目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持续的舆论高压、民间组织活动、意见领袖和环保专家的影响下，2012年2月29日，国家环保部出台了最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在2012标准明确规定将PM2.5纳入国家强制性监测项目，空气质量标准的更新取得重大突破。因PM2.5事件引发的媒体关注和公众参与是前所未有的，PM2.5事件“爆炸式”地打破了空气质量标准革新的停滞状态，所以空气质量标准的政策变迁在中国公共政策史上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其政策过程的分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倡议联盟框架作为政策变迁的一种有效分析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由学者萨巴蒂尔提出，历经三十多年的拓展和完善，四个版本的整合与革新，已经形成比较科学的系统架构和逻辑体系。区别于其它的政策分析模型，倡议联盟框架聚焦于政策信念体系，以政策信念体系为基础建构模型，主张政策核心信念的差异是政策子系统中不同倡议联盟分立的根源，倡议联盟在政策信念体系指导下开展的政策取向的学习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根本属性。倡议联盟框架是对既往阶段模型的超越，它整合了进步主义模型、利益集团竞争模型以及意识形态冲突模型三大经典模型的核心要素，是解释政策变迁过程的更好的分析模型。　　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倡议联盟框架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用它来解释中国的政策变迁。本文在厘清倡议联盟框架的基本概念、逻辑体系、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同时考察了中国当前政策过程的基本环境，认为倡议联盟框架对中国的政策分析也同样适用，它可以用来分析空气质量标准的政策变迁过程，运用倡议联盟框架对空气质量标准的更新过程分析，可以对空气质量标准的更新从停滞不前阶段到重大突破阶段的转变进行解释。　　运用倡议联盟框架对空气质量标准的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标准的更新过程可以概括为经济实用主义联盟与环境保护主义联盟在各自特有的政策信念体系指导下相互对抗的过程。本文详细的分析了环境保护主义联盟和经济实用主义联盟各自的成员结构，并从深层次的政策信念、政策核心信念、次要方面信念三个层面对两大联盟的政策信念体系进行了对比，同时，本文也清晰的还原了两大联盟具体的政策行动和对抗过程。　　在深入剖析空气质量标准政策变迁过程的基础上，笔者得出本文的结论:空气质量标准的更新之所以由停滞不前的阶段转变为重大突破阶段，源于政策信念体系的革新，环境保护主义联盟对经济实用主义联盟政策信念体系的全面替代是标准更新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