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论是农业、农村还是农民都与公共管理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近年来频繁出现网格化管理浮于表面,未能落到实处,所涉及的村干部行为问题也越发复杂化、棘手化。网格化管理的下沉失败会动摇着我国农村社会的稳定,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而作为村庄“核心领导人”的村干部,对于网格化管理运行却采取了一些非正规执行行为,即我们常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何规范村干部的异化行为是当下政治学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底线思维的视角下洞察村干部如何发生异化行为,对背后的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优化政策、维持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下村干部异化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笔者选取了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Y村村干部行为为研究个案。该村为典型的北方农村,集体经济缺失,资源不足,本村的村干部除了管理本职工作以外,还兼职了网格员一职,作为国家体制的“代理人”,村干部本该为民牟利,但是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运行过程中却采取了较多的“底线”行为,比如“平衡满意度”、“表述规范化”等基本服务和管理,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那么,在村干部行为异化时,为什么网格化管理依旧能够继续进行?支撑异化的逻辑是什么?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对个案展开研究,笔者发现,科层体制规定是村干部底线行为的基本底线;乡村社会的不规则性是村干部行为转变的政治底线;“剩余事务”是村干部底线行为的最后心理防线。本文认为科层制度、乡村环境、个人选择三个因素同时存在、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在乡村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场域内,三者是并存且密不可分的关系,三者的共同作用促使了“一线”变“底线”,可以此部分解释村干部行为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