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方略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总体政治决策和战略布局,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执政目标,而采取的执政思维和执政布局的总和。执政方略决定着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是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全景式展现。然而,执政方略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移易的,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内部状况的改观进行完善。执政方略定位就是基于治国理政内外部条件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包括目标的确定、思维的转变和布局的调整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为题(特指全面执政时期,局部执政时期不在本选题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大国博弈作为一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重要思路。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逻辑的辨析、历史的实证、要素的分析来厘清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后从认识规律走向运用规律,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来思索执政中国的重要命题。在执政方略行为系统分析模型中,世情、国情和党情是对执政方略定位产生影响的外部压力源和扰动力,基于环境改变确立的执政方略定位又会“反转”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交互与动态平衡中,执政方略定位不断调整,才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在所有的世情因素中,大国博弈格局变化当属最重要的考量,各国以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取为导向进行策略选择,形成博弈中的冲突较量。大国博弈合纵连横,牵引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根神经,是纷繁复杂的领土纠纷、军备竞赛、贸易冲突等国际争端背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明显,国际微小的动向往往会映射到国内,引起执政方略定位的重大变化。历史的实证分析,在两极格局演化期、新旧格局转换期和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准确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潮中经受住了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一系列执政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也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由于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判断失误或反应过激而形成的“左”倾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探索历程,正是那些符合时代特征、国情国力和民心诉求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向前。在从立国、富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自身的转变和提高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考验。基于要素的分析总结,政治摩擦、利益冲突、军事较量、文化渗透和制度竞争是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大国博弈要素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要素集合体形成的冲击、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等。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来予以回应,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争取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主要行为选择。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的准确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历史和要素的分析梳理总结,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要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包括执政目标的确定要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执政思维的转变要体现政党现代化的趋势、执政布局的调整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二是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既要分析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分析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三是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博弈能力;四是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和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执政方略准确定位所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而关起门执政。关注全球热点,回应世界关切,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基本要求。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适应、改变、创新、胜出,是确立执政方略定位的重要遵循。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执政方略定位体现着政党意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紧密联系。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是从规律层面对国家发展进路的全盘构思,是“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整体计划。虽然不能够选择执政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通过道路的抉择、模式的转换、方略的定位,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架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