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广博高深，围绕“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这一主题，他对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政治、法律及宗教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然而，学界对韦伯社会学思想的诸多研究，或强调文化因素，或突出社会结构,存在着“文化论”与“制度论”的分野。这些论著尽管在认识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局部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整体上又都存在以偏概全的弊端。为了探究韦伯社会学思想的真实面貌，笔者将对韦伯自身作品以及国内外学者相关著作中所表述和涉及到的韦伯社会学思想内容进行比较和提炼，力图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作出客观、全面的阐释。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受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庸俗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德国思辨观念论和新康德主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了保证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在方法论层面，针对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问题，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原则，就研究方法而言，韦伯主张社会学研究应实现“解释性地理解”，这在概念和策略上包含着二元的分析视角。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韦伯从社会心态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社会心态视角主要围绕体现为民族文化气质的宗教伦理叙述，制度安排视角则分别从政治、法律、宗教三个角度展开，两种分析视角在韦伯社会学思想中是同时存在和密切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