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运用翻译研究中的改写及操纵理论,以王尔德1900-1940年在中国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论证王尔德1900-1940年在中国的接受及传播是一个通过本土化手段完成的经典化过程,其本土化手段包括有意识的改写和操纵王尔德的作家形象及其作品,将其塑造成了反传统的先锋反抗形象,从而将王尔德纳入呼唤新文学和社会改革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中,并且通过主流文艺评论进一步夯实了王尔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基础,并对后世学界王尔德的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论文引言部分介绍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研究背景、论文的主要架构以及王尔德在中国译介的已有研究成果并指出论文的研究意义,即用本土化到经典化的角度研究王尔德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论文第一章介绍了1900-1940年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该时代王尔德的主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第二章运用改写和操纵理论,对王尔德作品在中国译介所受到的具体改写和操纵进行细致分析,并得出翻译文本选择、改写和操纵背后的原因及功用,指出《快乐王子》《莎乐美》《道林格雷的画像》以及《温夫人的扇子》的译介为满足创立新文学,掀起启蒙运动,塑造抗争先驱以及传播女性主义思想的目的受到大量相应改写和操纵。第三章着眼于王尔德在中国1900-1940年间整个经典化的过程,指出通过有意识的译本改写及操纵将王尔德纳入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学者对于王尔德的拔高评价是造成王尔德1900-1940年在中国经典化的原因。第三章同时还分析了王尔德在中国1900-1940年的经典化对于后世接受、研究王尔德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快乐王子》被追捧为经典作品并激发相应仿作以及《莎乐美》仿作《潘金莲》中的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诉求。论文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的研究成果,即王尔德1900-1940年在中国的译介及接受是一个从本土化到经典化的过程,并从这一现象窥照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对于外国文学作品主动改写的情况,揭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批判接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