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即在以孙中山及国民党为参照，通过北伐前后曾琦等青年党人与国民党合与离关系的考察，大致反映出以曾琦为代表的青年党人在五四至北伐前后的思想轨迹与活动情况，从而进一步说明曾琦等青年党人在此时期并非受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相对独立且活跃的主体。 曾琦与国民党的“合”，一方面由于他早年受学时期产生的革命倾向及其辛亥前后参与了的革命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崇敬孙中山并同情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由于西潮的影响持续存在且受五四新思潮的冲击，曾琦与国民党面对大致相同的内忧外患的时局，在思想观念方面实有互通的可能，何况曾琦的思想观念本身就有受国民党影响的动因或者他还有主动迎合国民党的潜因在。所以，曾琦与国民党这两个主体虽存差异，在思想观念上仍能一定程度的互动并共存。不仅曾琦所鼓吹的国家主义与国民党奉行的三民主义契合，而且曾琦与国民党在“全民政治论”等政治观念方面并无二致。在民主政治理念的支配和民族国家前途的考量下，曾琦对国民党相当容忍，而国民党在改组前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对青年党也不排斥。 曾琦与国民党的“离”，则主要是两个政治角色不同所致：其一，曾琦反俄反共，而国民党为发展计不得不“联俄容共”；其二，曾琦主张民主政治，而渐入民国政治主流的国民党却奉行“一党专政”；其三，共产党从中作梗及国、青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或者本身理念差异。因此，曾琦扮演了国民党的“诤友”角色，对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和“一党专政”政策进行严正批评。同时，在各自党务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与曾琦等青年党人又存在竞争党员的问题。曾琦等青年党人是“异己”，因而国民党对他们大肆排挤。曾琦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也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清党”即“清共”，实国民党“清党”对象不仅仅限于共产党，而且还包括曾琦等青年党人。这样，曾琦等青年党人在国民党“清党”运动期间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击可以想见，于是他们渡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厂匕回g＼硕士草位论工WW M盯队’S歼正％ 其实，不仅北伐前后曾蔼等青年党人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如此，即使在整个民国发展阶段恐伯都是这样：近我则合，远我则离。合与离的尺度，就曾椅等青年党人来说，主要以民主政治原则为标准；而国民党则以是否“一切权利属于国民党”来判断。实际上，曾椅等青年党人与国民党的合与离的抉择，还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民国政治领域的相互地位和民国政治空间给国、青两党的生存所带来的机遇。假如当时没有颇为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青年党能否在民国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生存还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