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19.4％,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务。自推行社会经济改革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后,中国城市化水平以年均1.37%的高速度增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积极主导或助推快速城市化进程,引起城市空间急速扩张,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城市规模日渐增大。很多城市地区连续扩张后连绵成片,甚至出现了城市蔓延趋势。迅猛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与不断扩张的城市空间构成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显著特征,形成了人口与空间的两难困境。　　快速城市化引起了针锋相对地争执:众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过快、舆论宣传过热、明显被人为夸大,城市化质量不高且加剧了社会矛盾,明确指出城市扩张后侵占土地的后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快速城市化推动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了较高速度,提高了城市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经济差异化发展、政策偏向等因素造成区域不均衡发展,城市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更大,快速城市化进程对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因此,政府热衷于推进快速城市化进程,其他利益主体(尽管存在利益纷争)对快速城市化的接受度也比较高。本文认为,政府主导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充分认识和利用城市发展规律,通过先进行城市建设、进而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做法是合理可行的。该过程中,城市空间扩张成为一种发展手段,也应该被接受。　　西方经济地理学空间理论转向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生产”思想和“资本的城市化”理论为研究城市空间问题提供了角度和方法。“空间的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社会产物,每个社会必定要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空间;空间自身就是生产的直接对象,通过改变空间进而改变城市和世界。“资本的城市化”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内容。在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下,本文将权力、资本与空间结合起来,构建了“城市空间的生产”理论框架,即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路径是以行政权力为起点,通过经营城市走向生产城市,最终实现城市化目标。经营城市包括改变城市地区发展环境、塑造城市自身形象和安排城市制度空间,生产城市优先集中于城市自身物质空间和流通空间的生产。　　论文总体上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部分。理论分析论证建城优先的合理性,通过文献梳理、历史对比并结合计量分析、GIS影像,探讨城与市的关系,解析城市化道路,分析磁体与容器的矛盾,区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特征。根据城市化动力机制不同,对比分析资本驱动的城市化道路和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归纳总结了两种城市化模式,对照分析时下中国城市化呈现出的建城优先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空间的生产”和“资本的城市化”理论,构建了中国“城市空间的生产”理论框架。实证分析论证建城优先的可行性,以郑州市区为例,获取郑州市长时期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郑州城市扩张的时空演变特点和动力因素变化;利用社会经济分析法、文本和景观图像法分析郑州市生产空间、物质空间和流通空间的生产机制,利用案例对比分析城市空间自然演变和城市空间生产的差异。最后,通过与其他典型省会城市空间扩张效率的对比,找出郑州市优先建城后存在的差距。　　研究结果表明:⑴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选择,它强调快速城市化的必要性,建城优先、空间扩张成为其显著特征,这与西方国家经历的资本驱动的城市化道路不同。⑵建城优先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合理选择,先城后市有其历史合理性,它是外部环境与内部体制、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人口与空间综合作用的结果,快速城市化进程依赖土地扩张既是现实也是趋势。⑶“城市空间的生产”是建城优先的理论支撑,以郑州市为例,论证建城优先是城市化进程的可行性选择,从政府行政权力开始,先经营城市、后生产城市自身的物质空间和流通空间,进而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⑷建城优先主要通过行政权力(政策特区尤为突出)推动,大多优先体现在房地产和交通基础设施上。　　本文从城市空间扩张角度入手,不是简单否定城市扩张,而是思考快速城市化下空间扩张的现实合理性,以期为缓解城市化人口与空间的两难困境提供帮助。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为应对并解决日益分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根据不同区域实际情况,通过城市空间扩张,走建城优先、先城后市的城市化道路是合理的、可行的。当然,城市空间扩张只是最终实现城市化的手段,现实中存在着盲目扩张而不顾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应完善城市法律制度并依法行政、科学管理,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学界工作的重点则是研究先城后市模式中“市”的发展和完善,这是一项重要的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