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生育率水平长期处于1.6-1.7的水平线上,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虽然早在2016年我国就施行了全面开放的二孩政策,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政策效果,滑入“生育陷阱”的风险不断加大。低生育率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如何为生育主体提供一个有利于其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的良好氛围和机制,找出影响生育水平的关键性主体因素极其重要;而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视角进行分析则为探索女性“低生育之谜”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一个创新的女性就业参与和生育模型,利用中国金融家庭数据,在分孩次的水平上,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实证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对其可能存在内生性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二孩生育水平有显著负面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配偶劳动参与则对家庭中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增加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挤压了女性的生育空间,尤其对二孩的生育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会降低生育水平。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女性参与劳动对二孩生育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结合我国的二孩政策,围绕解决女性参与劳动和生育之间的矛盾,提出政策建议在家庭和社会层面建立一个友好的生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