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危害的教训,顺应了广大民众强烈的爱国民族潮流,充分利用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政策方向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9月-11月在延安桥儿沟成功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以《论新阶段》为题的长篇政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1938年10月,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于11月25日在第57期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一报告。同年12月7-10日,位于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也全文转载了《论新阶段》。此外,长沙的《观察日报》、《抗战日报》,上海的复社、译报图书部、《文献》月刊,新疆的新疆日报社、反帝会,安徽的《皖东北日报》、抗敌社,云南的《云南日报》,香港版的《申报》以及苏联的《共产国际》,这些刊物都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之际或以全文转载或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这为国内外广大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正确认识抗战前途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同时也扩大了《论新阶段》的社会影响。其次,在党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张闻天、张浩、刘少奇等党内高层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王明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补充”,艾思奇、张如心等党的理论工作者不仅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而且强调了本国国情、特点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的必要性；由于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使得以张申府为首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大为“赞叹”；另外,对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叶青为首的国民党文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他们将“中国化”与“中国本位”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适宜于中国,如果非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面对以叶青、周宪文、毛起鵕为主的国民党文人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猛烈抨击,以艾思奇、杨松、和元培为主力的党的理论工作者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坚决地辩护,而且对于国民党文人的歪曲解释,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各个击破。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解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中国化,同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一般正确性。另外,艾思奇、和元培等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三民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者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同时,三民主义革命的成功实现也离不开广大农民、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推动了自身的实践活动,即30年代末期发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1939年,为了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以延安、重庆为主要地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依托《读书月报》和《理论与现实》杂志为主要理论阵地,开展了“学术中国化”运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各学科的指导作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学科领域内的影响力与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