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一直是历次国企改革的焦点,国有股权及其一股独大现象被认为是造成国企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备受舆论与学术界争议。如何正确审视国有股权作用、优化国有股权比重是公司治理理论和国企改革实践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已有研究多以非流通国有持股比例反映国有股权规模,忽略了国有法人股及金字塔结构下国有终极持股情况,不能准确反映实际国有持股规模。同时,现有文献先验的假设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对于非线性影响的捕捉,通过添加二次项或者三次项来解决,难以准确反映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的真实关系。这启示采用全新视角及计量方法对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再次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本文采用国有终极持股比例作为国有股权的代理变量,利用2004-2014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基于PSTR模型探究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捕捉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以不同政府控制层级、行业竞争属性进一步细分国有上市公司,检验不同类别下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区别。并由高管薪酬、企业规模等视角实证分析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实证发现:尽管整体上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提高具有促进效应。但是,此种效应是非线性形态的,当国有股权比例低于门槛值(25.6%)时,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以促进效应为主,随着国有股权比例逐步越过门槛值,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抑制效应逐渐增强,促进效应逐步减弱,不同政府控制层级、行业竞争属性下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高管薪酬、企业规模对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随着高管薪酬、企业规模分别越过门槛值,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由负向影响转变为正向影响。且高管薪酬的门槛值较高,需高水平的高管薪酬才能实现其对国有股权与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启示我们需要抛弃固有思维,客观审视国有股权作用。分类优化国有股权比例,最大化国有股权的积极影响。重视高管薪酬、企业规模等因素的调节效应,弥补国有股权治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