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道德作为社会意识之一同样也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没有忽视对道德的研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Smith)在发表《国富论》之前就已写下洋洋洒洒的《道德情操论》,之后诸如米赛斯(Mises),哈耶克(Hayek),贝克尔(Becker),森(Sen)等名家都对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效地研究。最早的经济学研究通常把道德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假设道德是给定的,经济学家们在给定的道德水平下进行经济分析。这种思路与当年经济学家们对待制度的思路是一致的。可是,伴随着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如果把道德仅仅作为外生给定变量,那么对于许多人类非理性行为我们将难以解释。后来,伴随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出现,道德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趋于一个跨学科的范式。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的利用生物学,脑科学,社会认知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来进行道德研究。到今天,经济学对于道德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和深入了。道德最早起源于人类的合作。本文之所以不探讨那些非合作的道德,是因为那些出现了非合作道德的群体由于在进化过程中存在劣势,最终(或者即将)被自然淘汰。所以非合作道德体系对于本文的研究没有意义。关于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合作,古人类学家给出的结论是环境恶化导致的偶然情况。这种合作是一种被动的模式,是人类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出现的合作。在两百万年前,地球开始进入冰川期,原来充沛的食物和资源变得紧缺。此时的人类祖先四足猿开始出现生存危机,其中一部分四足猿从树上走下,变成了两足猿。两足猿体力和分娩过程(由于双足猿直立导致盆骨缩小)上的劣势并没有让他们灭亡,相反,两足猿最终走向繁荣,成为了我们真正的祖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两足猿有一个伟大的优势：平坦的脸部。这个优势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展开合作,而合作产生的合作剩余让他们在进化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巨大的遗传优势,并最终胜出。在这些出现合作的部落中,部落内部形成了许多具有合作性质的行为准则,这就包括原始社会时期的公平、平等的准则。这些准则在一个群体内长时间的存在.人类具有把外部准则内化为自身偏好的能力,所以该群体内部的成员就会逐渐将这些公平、平等的准则内化成为自身的道德偏好。当一个部落里一定比例的个体形成了统一的道德偏好,那么这些准则就会成为该部落的道德准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社会时期,所有的部落几乎都有公平、平等(当然只限于自己的部落)的道德观。这个过程就是道德最初起源的过程。道德的演化可以看做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在研究道德演化路径时,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群体中,那些守道德或者叫敢于奉献的个体往往会丧失自己的进化适存度,那么最终这些守道德的个体都会被淘汰掉,这就在群体内出现“好人驱逐坏人”的状况了,那何以保障群体的道德何以延续下去呢?桑塔费学派的学者们利用ESS(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通过一个博弈模型得出了结论：当一个群体内的道德者和不道德者比例达到一定阀值时,那么这个群体的构成结构将会稳定在这个比例,也就是说,此时群体内的个体的ESS就是以一定的比例守道德或者不守道德。宗教和法律是道德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为了弥补道德对合作秩序的维护能力的不足而出现的产物。在一个现代社会中,道德、宗教和法律共同维护着一个社会的合作秩序。桑塔费学派的金迪斯(Gintis)教授以最简单的数学模型揭示了关于情境理性和演化道德的另一重要结论,被称为“社会学基本定理”——即,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道德说教努力,那么,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个社会将完全瓦解。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的社会尤为有益。当今中国就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冲击非常巨大。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许多败德行为,这导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难以发挥全部的资源配置作用。所以,中国还需要长期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灌输,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只有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