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经济损失及其赔偿问题在西方司法实践和法教义学研究中的讨论由来已久。损失中的不确定性及间接性问题当为其中核心关切点。虽普遍认为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不予赔偿,且通说认为对其赔偿具有法系不相干性以及缺乏方法论上的共同核心,但该赔偿原则背后的法律技术运用和政策目的考量仍具有可参考意义,比较法上的损失赔偿经验也进一步突出了制度建构中本土个性的重要意义。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在中国并非本土原生,或可以说是法教义学层面的“舶来品”。我国司法实践对此的关注始于法教义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肯定,从客观损失层面来说,纯粹经济损失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建构本土赔偿制度的必要因素。但就赔偿中的具体问题及解决路径而言,由于关涉到本国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特殊政策目的等诸多因素,本土化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结果论上的验证,相反则更应注重作为制度建构前提的认知基础以及建构过程中的反馈机制,从而得以不断观察并修正自身问题。我国在进行本土化时,应采取由窄至宽的概念范畴认识路径,识别其中基于回溯性认识被纳入概念范畴的损失,并根据我国实际需求进行有目的的再筛选,这也正是法教义学在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上应当发挥沟通功能的核心要义。本文采取跨学科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旨在重塑法教义学层面对纯粹经济损失的基本认知,从而为日后形塑我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有效反馈机制（以法教义学为主导的理论与实践沟通机制）打下基础。第一部分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就法官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认知及裁判思路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比法教义学研究现状,揭示出在损失赔偿上司法实践与法教义学之间存在脱节问题,尤其是法教义学沟通功能的缺失。由于法官并未能基于深入认识对具体损失进行定性,不适宜的使用反而增加了损失间的语义混乱以及裁判的不确定性,另由于法教义学在对“确定性”处理中忽略了本土司法实践的客观情况,损失赔偿制度的本土化现状不甚乐观。第二部分重点对西方在该赔偿问题上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反思在我国制度建构中如何着眼于本土特质;第三部分从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需求和制度设计出发,分析以侵权法为基础的损害赔偿救济体系在损失赔偿问题上的可操作性以及基于本土司法实践和“由窄至宽”认识路径的类型化重构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建构本土赔偿制度的法教义学认知基础。